广袤的大西北约略占到了整个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西部的稳定繁荣是整个中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1999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一项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决策。近十年来，随着这一战略的推进，西部的发展日新月异，西部开发已经初见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入推动西部的开发开放，这是我们当前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西部开发必须与制度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国的西部问题在根本上有其不可复制性。西部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历史人文背景都是独一无二的，现阶段西部的生态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其形成亦均非一日之寒，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与背景。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扶贫开发我们没有完全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东部的经验，西部可以借鉴，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必须形成自身的创新机制。
其次，经过数十年的扶贫与开发，如今的西部已经跟十年前的西部有了很大的区别。现在行走在大西北，我们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互联网络等等这样一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在那里已经相对普及了，而大部分民众也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起码对大部分地区而言，现在的西部开发早应该跳出简单的扶贫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授人以鱼，而应该建立起一种授人以渔的开发模式，这里的“渔”也不仅仅是指给予一些谋生技能方面的指导，而更多的是指向一种制度的创新，也就是说在西部地区各方面硬件
相对完善的今天，如何对各类
进行最优化的组合，使
的利用效率与效益达到最大化。
就我所观察到的而言，在今天的西部，所谓的制度创新已经在进行之中了。而按照主体的不同，这样的创新主要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由政府主导的创新行为，一类则是有民间人士发起的创新行为。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甘肃武威民勤县地处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的交汇处，生态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缺水情况非常严重，可以说节水与治沙是制约整个民勤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在这两个方面，民勤当地政府已经探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首先，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在有限的水
条件下建设节水型社会，合理、高效率地对水
进行调配管理。在这方面，经过多年摸索，民勤地方政府在配备各项硬件设施（如IC卡取水装置、专用水渠等）的前提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适合当地情况的用水机制，其中包括分层次的水价机制、跨流域的水费筹集机制、水
有偿使用机制以及拟议中的水权交易机制等。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用水协会，通过它向广大农民宣传用水政策，监督执行用水计划等。应该说，这样的节水机制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先进的，是值得借鉴的。
而在治沙方面，他们也正试图在一些地区建立生态公益性事业转移试验区，通过生态移民，使农民转化为专业的治理工人，组建专业防沙治沙队伍，成立“防沙治沙协会”，给示范区内居民每人划拨一定数量的沙地，统一进行承包治理，同时压缩耕地面积，退耕还林，进行整体规划。
如果说上述民勤县的制度创新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那么靖远县科协的作为则体现了一个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如何在西部开发中发挥作用的。靖远县是甘肃省的农业大县，同时也是甘肃贫困人数最多的县。近年来，靖远科协着眼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发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紧扣农业调整，面向农村基层，扶植发展以蔬菜、林果和畜禽三大支柱产业，同时积极引进推广一农村沼气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开拓科普社会化服务平台，强化科普网络建设，同时对重点农户建立了长效的培训机制，提高重点人群科技素质，在通过他们在更多人中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广大民众的认识水平，进而推动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对于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靖远也在2001年被中国科协评定为中国科普示范县。
与政府主导下的机制创新相对应的，就是在今天的西部，民间团体及其相关人士正在日益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海外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台湾商人温世仁首先在黄羊川实施的“千乡万才”工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温世仁的理解，在信息社会，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贫困地区的开发有了质的变化，使其有可能直接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进而摆脱贫困。他所提出的所谓“千乡万才”是一项旨在把信息网络科技引入农村社会乡镇地区，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经济，加速这些乡镇转型为信息网络社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以校领乡、电子商务、改善农牧、网络城乡、促进聚居、发展服务业以及远距雇佣等步骤，实现东西部发展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同步化。
黄羊川是温世仁实现理想的一个试验地，这里本来只是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偏远乡村，但是通过“千乡万才”工程的实施，乡镇面貌、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观念意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不可否认，这一设想有其理想化的成分，如今
海外基金会是当前活跃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另一支力量。仅在靖远一地，就有爱德基金会、香港乐施会以及台湾慈济基金会等分别参与了当地生态扶贫、小额信贷、沼气池技术培训以及旱灾紧急救援、人畜饮水工程等项目。我们认为，海外力量的参与西部开发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不仅能解决部分的资金困难，而且还能够开拓视野，学习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应该加以鼓励。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下层民众也在进行一些自我组织，以自己的行动主动参与到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如兰州崇德妇女儿童教育中心就是一例。甘肃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扫盲率尚未达标的省份，这与其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兰州附近的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就是几个文盲率非常高的民族，而崇德妇女儿童教育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在兰州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妻子儿女脱盲，适应城市生活。在那里，尽管教师的工资很低，而女性学员也往往还要受到一些民族传统习俗的束缚，有时甚至不得不中途辍学，但是教师的敬业精神，学员对知识的渴望，却常常令人感动不已。在她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部人那种渴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更可以体会到，所谓西部开发不仅仅应该是伴随着机器轰鸣声的大手笔大建设，更多地还应该体现为实际生活中的涓涓细流。
无疑，西部开发中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由多元主体参与的，涉及到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复杂性。我个人认为，当前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处理好基层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众始终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获益者，政府在制度创新与实施过程中，应该最大程度上尊重农民的意愿，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不要有一种恩赐的心理，这是关系到一项制度能否顺利施行并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百姓的同意而强行推行一些制度，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而由此产生的官民矛盾更将成为地方稳定发展的祸根。当然，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以制度之名，而行腐败之实的行为。
第二，制度创新必须要打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束缚。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水
的分配利用。如民勤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工业的发展，上游来水不断减少，使本来脆弱的水环境更趋恶化，当地官员一句“下游最苦”道出了尴尬的事实。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打破行政界限，对河流进行流域管理，使水
的分配相对公平合理。其他一些问题也同样如此。
第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还应该突破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比如在对待海外基金会的态度上，我们抱以必要的警惕是对的，但不能因噎废食，而过多地被意识形态所困扰，因此丧失一些本来很好的机会。相反与一些台湾基金会的合作或许还能对两岸统战有所助益。另外，在一些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应对措施，如在对待崇德教育中心的问题上，据说该中心之所以至今未能在当地教育局进行登记，而是处于一种被默认的状态，其原因就是它开设有《古兰经》的课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其作为社会团体加以登记，承认其合法存在呢？如果能够实现，实际上也体现了政府对其民族与宗教的尊重，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谓制度创新，实际上也就是软环境、软实力的锻造，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而更多是意识与视野的开放，我们坚信，在西部，当民众天生的乐观精神与开放的前沿意识相遇时，必将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