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等标识性概念，体现“两个大局”中的高远立意和明确主张。
“最小公倍数”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多元参与、体现各国主体意识的过程。一般认为，全球化是“基于对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及其条件的认识和觉悟，而不是要人先认同才能‘入伙’”。
一开始，积极且有能量推动全球化的是少数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实际进展逐渐超出原先“主动—被动”“带领—跟随”“中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化的旧框架，达成价值共识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承认多元、多层、多样主体的客观存在，承认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主体在利益纷争和价值观冲突上的差异，并不需要太高深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在思维方式上真正告别那种一国、一人、一极“摆平”纷争和冲突，一锤定音的“老大”预期和独断论。
毫无疑问，全球化、现代化需要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真正的共同价值观念，不能仅仅当作“最大公约数”，而应该是各方利益和追求的“最小公倍数”，如此才能具有凝聚和激励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中，利益博弈无处不在，关键是如何区分、取舍、平衡眼前的狭隘利益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比如，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我们强调中美、中欧要相向而行。这种“相向而行”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出自各方主体的实际考虑。这是由人类在普遍生存、发展问题上命运与共的客观性质与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此外，各国政治家有关“国家利益”的眼光和胸襟也天差地别，共同利益在现实政治中的实现也面临各种考验。但无论如何，选择应当符合人类客观需要和追求的发展方向，这是坚持主体性、实现价值共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念指引”等提法和观点，有的是新表达，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有的是原有表达的强化，体现“以我为主”的精神力量和世界眼光。这既是中国价值立场的明确表示，也符合“全人类”这个最大、最高主体发展的总体方向。
从国别上升到“全人类”，是形势、问题的全球性博弈与积累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生成和思想建构统一的产物。
我们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替天行道”的外交辞令，也不是有些人担心的所谓“新天下主义”，而是充分体现“大家是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反观西方，所谓“价值观战略”对设定规范“孜孜以求”，一味地排斥异己，还习惯于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来百般挑剔，时不时给中国扣上“修正主义”“实用主义”等“莫须有”的帽子。这种建立在限定主体利益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显然已经落伍。
打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求是》杂志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阐述文明交流互鉴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与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相通，与乐黛云教授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说的“同情之理解”相近。但从国家层面提出超越对立思维的多元、理性交往原则，立意更高。
“互鉴”是为了“共建”，“共建”首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认识多元化、坚持主体性”作为价值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突破的意义日益彰显，但要让它真正产生实效，又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过程。
要具备“全人类”的眼光和境界谈何容易，需要打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习惯思维。“互鉴”本身必然是双向的，而且是实践了多年的现实。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些误解和困惑，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下理论和方法面临的困境，也考验理论界对价值观的理解和使用。
如何上升到价值思维反省的高度，具体分析多元多样的价值观，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职责所在。
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202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06版：思想周刊/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