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行长首先结合自身经历,简要介绍了上海和全国相关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史,然后从两个主要方面展开了学术报告:一是2017年全球和中国金融运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二是对未来全球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判断。王副行长认为, 2017年全球和中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可能出现如下三大新特点:1.全球货币政策可能继续出现分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全球期盼的经济复苏并未出现,虽然美国已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欧、日仍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为实现2020年的小康目标则会继续实行“稳中有宽”的货币政策。2.全球利率政策已走到尽头。2008年以后美国连续6年实行0-0.25%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日本、欧洲也相继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其杠杆效应几乎丧尽。中国现在的利率也是建国67年来最低的,已经没有降息的空间,否则将引起中国银行业大量倒闭。3.2017年中国将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这里的“中性”,主要是指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分析这一政策时,王副行长还具体分析了汇率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P2P市场、清算市场、信托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等8大市场可能面临的风险。
根据上述全球和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王副行长认为,2017年我国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即货币政策在“稳增长”的同时,未来还要兼顾“防风险”等其他目标,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王副行长还结合经济金融形势,具体介绍了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政策措施,如这些措施包括:1.实行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使得金融机构因流动性风险而倒闭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2.实行了宽松的信贷政策。如取消存贷比、允许贷款展期、降低贷款户的自有资金比率等措施,使得企业因债务风险而倒闭的压力也得以缓解;3.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如目前1年期存款利率已降到1.5%的历史最低点,大幅降息使得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付息压力大为减轻,债务危机爆发的压力得以缓解;4.实行了“贷转债”政策。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统一转为“债券”,2016年“贷转债”达6万亿元,这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平台的债务违约风险;5.实行“债转股”政策。2016-2017年计划国有企业债转股1万亿元以上,这将使国有企业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大大降低。6.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监督监管力度。
在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王副行长认为,主要存在三大趋势和特点,一是全球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二是全球治理出现了不确定性趋势;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能否抓住新的第五次战略机遇期。王副行长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每隔10年我国就会遇到一个战略机遇期,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中国可能迎来第五个战略机遇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苏、日四个强国原有的关系可能被打破,由此可能出现三种结果:其一,中美形成G2共治,这是最好的结果;其二,中美俄形成等边战略关系,这是中等程度的结果;其三,美国联俄制中,这是最差的结果,但可能性较小。
在报告的最后,报告人和与会者还就货币政策、银行业务发展、股市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