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发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三篇署名文章，阐述中国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结合这三篇文章，世经所于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次对外金融态度发生变化对中国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峰会召开之前表明观点，不仅在态度上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在效果上为领导人参加峰会铺平道路，这与以往中国在外交事物上要么弃权要么附和的做法大不相同。
关于储蓄率的问题，周宇认为，所谓的高储蓄是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储蓄。李刚也认为，政府来自于税收、土地以及国企的收入很高，具有形成政府高储蓄的条件。高洪民提出，初次分配形成了居民收入低，而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较高的局面，这会导致相应的储蓄结构不平衡。
关于储备货币的问题，徐明棋认为，SDR自创立以来不论从214亿的发行规模，还是仅三次的发行次数而言，都无法作为储备货币。而增加SDR发行对美国而言是义务增加，也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他还提出将来可能的格局是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互相制约。张幼文认为，中国提出的非主权货币，即使没有现实性，也有长远意义。他再次强调，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30年前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并没有过实质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个国家的灾难发展成全世界的灾难。
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伍贻康提出，单极世界终结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但是这必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世界范围内重视中美、中欧关系以促成三足鼎立之势，亚洲范围内也要关注10+3以形成亚洲的合力，G2的想法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