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烨菁在报告中，将开放30年的技术进步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引进技术设备和生产线的填补技术空白阶段，利用外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换技术阶段，以及激励跨国企业研发本土化和推动自主创新的阶段。她认为，本土企业在参与开放型自主创新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本土产业被动跟随跨国公司技术路线的脉络，以及面临合作伙伴的阻力等问题。她还提出本土企业应该发展基于不同技术基础的多层次创新路径。
黄烨菁的报告引起在场科研人员的广泛兴趣，大家就几个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研发机构的进入与跨国公司本土化。张幼文指出，研发机构的进入并不能等同于跨国公司本土化。而究竟什么是本土化，研发机构的进入和自主创新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李安方认为，本土化就是投入的本土化和产出的本土化，即创新的技术用于生产本地的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本土的中间产品和本地的人才。
黄烨菁认为，研发机构的进入是跨国公司出于对市场和 考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但在客观上，通过技术外溢和知识外部性作用，间接的推动了自主创新。
2. 研发机构进入中国到底对中国自主创新有利还是不利？针对这个问题，现场立即形成了正方和反方，并展开热烈地辩论。
以于蕾为代表的反方指出，考虑到日本当初并没有利用大量外资而发展了现在的先进技术，如果中国当时没有借用外资，是否中国现在的自主创新更好？再者，中国企业靠间接的溢出效应来运作，只能做模仿者，可能会造成中国企业永远跟在跨国公司后面，无法超越。
以周宇，李安方为代表的正方则指出，日本当时技术水平很高，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小，技术吸收能力已经具备，但中国开放初期的技术几乎空白，所以当时只能用外资。外资与中资的竞争，虽对中资有挤出，但同时会增强中资创新的动力。
之后，郑凯捷以《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历史进程》为题作了报告，指出政策性开放主要是刚开始通过特殊政策体系促进开放的过程。每一步的政策变化也内生的促动了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她将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即特殊政策启动开放进程的阶段，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的阶段，加入WTO后的阶段。她还指出，中国开放经济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诸多问题，寻租和分配租过程导致地方政府职能的强化，政府手中始终拥有大量的 以及分配 的权力，这就导致经济偏向于外缘性发展。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扭曲效应和福利损失。她提出，应该积极建设有效的制度环境，从优惠政策的提供转到环境和制度的建设，以产业为导向的扶持为主，加速要素市场 化的改革。
讨论中，大家对什么是政策型开放，什么是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大家认为政策型开放阶段以大量的特殊政策为特征，特殊政策是政府官员说了算，法律可能并不允许；到了制度性开放阶段，灵活性、随意性短期性逐渐消除，这个阶段还是有政策，但是以法律成文认可的政策为主，强调政策的服务性，而不是优惠性质。
此外，科研人员提出，若不用“租”的机制，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新的激励机制，以什么动力来促进各种经济主体进行各个层面的经济建设。这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长期的课题。
此次学术活动，不仅使报告人对自己的研究有了新的思路和认识，也为在座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