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对于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根本意义,在于改革开放内在地改变了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使中国从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为参与者,以积极的姿态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在战略合作和利益博弈中实现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的热点关注话题。2003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分析了中国成长模式的国际经济效应,超越了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共识”在发展理念上的思维定式,也打破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意识形态偏见,使中国发展效应的认知回到了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轨道上。然而,经济成长与国际影响力之间的正向互动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具有根源性意义的因素应该来自于30年来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经济成长模式中最为显著的国家特征。
对外开放:中国从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走向参与者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陷于自我封闭的国家而言,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心态和行为变化,更标志着基本国策的重大转折。通过30年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被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同化为依附者,而是在开放中不断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进行了重新判断,认为过去中国遵循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自我封闭和国际战略思维的严重失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对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的立场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创新,积极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和宗旨。1979年以后,中国对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进入方式先后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走向进行了多次重大调整和创新,有效地促进了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化,充分保障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外开放国策的确立在如下几个方面为中国加快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步伐,进而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理论和战略依据:
第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全方位开放,当然首先是对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局部的或有限的开放,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大视野的开放。不仅沿海地区在不断开放,沿边、沿江和内地也在扩大开放;不仅是对国外市场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在相互开放;不仅是对发达国家进行开放,也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开放;开放不仅是市场的开放,也是思想和观念的开放。
第二,对外开放不会改变中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同样,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也会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而不会威胁自身根本的社会制度。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第三,对外开放和在进入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切实维护国家主权是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传统的理念下,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之一来自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担忧,这一方面是历史经历造成的心理积淀的反映,同时也由于当代国际分工的不尽合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不尽公正。但是,在国际分工愈益发展、世界经济的开放性更趋增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必须重新理解和认识国家主权,利用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外开放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战略心态。一个国家对于开放的态度必然会投射到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方面,带来相应的政策后果和战略效应。积极主动采取对外开放的国家必然会采取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政策和战略。
对外开放与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路径创新
在路径创新的意义上,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也使中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时有了更加明确的宗旨、目标和原则,有了更加广泛的战略视野,从而为中国通过参与与合作而非挑战与革命的方式和路径提升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在基本宗旨上,中国始终强调对外开放的核心和宗旨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为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服务、致力于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在战略目标和重心上,过去中国在看待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时,比较多地强调对现行国际规则进行革命性改造及其公正与合理性。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把进入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了服务于对外开放上,在战略目标上始终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世界各国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进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合作,进而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得以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逐步提升。
第三,在战略视野上,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深化进程中逐步开始参与和积极推动国际规则的建构与改革。中国既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规则制订,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致力于维护稳定的全球和周边环境,积极争取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
由上述对外开放的路径创新态势可见,中国在当前已初步形成了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进而在开放中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战略构想。具体说来,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方面。对外开放30年来,中国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认识思路和观念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落伍的、陈旧的抑或激进的思想已经基本遭到摈弃。在中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强的今天,深化对外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蕴涵着与传统国家观念截然不同的利益观、权利与义务观、市场观、管理观、保障观等等新观念。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开始由“量”和“面”向着既重“量”也重“质”,将“量”、“质”、“度”三者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第三,在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进程中,中国进一步明确地将对外开放的行为与改善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虑,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力。同时,中国还正通过拓展对外开放的参与,充分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以免国际上的某些消极因素给中国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
第四,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日益放在统筹协调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 上。在国内,利用对外开放进一步促使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开放水平、促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在国际上,则注重在对外开放中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
第五,在拓展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把开拓和进取意识提到了更加重视的高度,把能否抓住对外开放提供的机遇与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以及中国国家成长战略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
从根本上说,中国在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上的重大突破不仅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创新路径,使中国在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于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的互动逻辑:同质性和异质性
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的互动逻辑要解决的核心之一是二者之间的互动性质问题。回顾和总结过去30年中国从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走向参与者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规律,可以发现中国对外部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之间主要是同质性的正向互动。在30年的国家成长轨迹中,对外开放先后经历了一个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梯度推进内地开放、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市场等多个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于进入世界市场步骤的有序控制。
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之间同质性正向互动的理论依据是相互依存的价值理念。在理论上,相互依存是国家生存状态的革命性变化,一般将其理解为国家之间在基于经济联系的密不可分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自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不断得到增强。可以说,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同质性的互动问题,对外开放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30年的发展和调适,中国在开放度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已经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但同时,鉴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和体系结构之间的不适应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心态日趋复杂,既希望通过市场和体系的有效约束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下的全球体系和战略轨道,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不断上升抱有戒心,甚至把中国看作潜在的战略对手。
在中国自身,也存在着维护国家主权和接受外部规范的价值选择难题。随着中国与世界市场关系的变迁,世界市场中超越国家界限的因素对于中国控制与世界市场关系的努力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互动越来越不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志,中国必须适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上,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而不是自己的市场目标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对中国政府与世界市场关系的本质性转变。下一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影响力之间内在蕴涵着可能的异质性变异取向,中国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调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趋利避害,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战略性因素。
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开放和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同质性互动,尽力避免向异质性互动方向转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在理论上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在实践中必须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这是决定中国实现提升国际影响力目标,以负责任大国的定位在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要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