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宣孟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西方哲学，尤其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他今年10月结集出版了《俞宣孟论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虽名为“论文选”，但实际上自成体系，别具风格，全书分为四个紧密相连的部分：澄清本体论的含义；揭示两类不同形态的哲学；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及视野；探寻哲学观念的更新。概而言之，该书专注于一个主题，即倡导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2023年11月21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宣传部（院科研成果办公室）的支持下，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和《哲学分析》编辑部共同主办了“《俞宣孟论文选》发布会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讨论会”。会议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及本所同仁十余人做了主题报告，另有沪上部分媒体、青年科研人员、部分研究生和俞宣孟先生的故知新交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施璇研究员和姜佑福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原所长方松华研究员致欢迎词。
方松华研究员在致辞中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哲学所的传统特色，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开始进行，目前仍有“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创新工程团队在延续这一传统。俞宣孟老师去年出版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2年）；今年又出版了《俞宣孟论文选》，据说《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版也正在印制出版当中。俞老师的思想发展，起始于海德格尔哲学，后来进一步研究西方传统哲学，之后投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近年来在集中思考哲学开端问题。新书《俞宣孟论文选》题目看似低调，但阅读后会体会到他在哲学上的雄心壮志。俞老师曾说，如果未来出现具有大气象的哲学家的话，那一定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产生的。方松华研究员表示，让我们谨记这句话，与同仁共同努力，推进中国哲学这一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姜佑福在发言中说，俞老师学问纯粹，为人纯粹。他对俞老师曾说“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在逆境时学会把握事情的根本，把握发展的方向”，印象非常深刻。俞老师为人的特质也体现在学问当中，这本论文选蕴含俞老师思想的精华。姜佑福研究员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是俞老师思想的底色。在俞老师看来，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要义，以此为基础提出了Being的翻译问题，以及关于中国哲学有没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本体论等问题。在明白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之后，才能体会中西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进而言之，哲学形态的不同在于对不同生存状态的分析。近年来，俞老师围绕生命自觉的概念，探讨哲学观念的更新和哲学的开端问题。姜佑福研究员在发言中最后期待：俞老师在澄清这些问题之后，可以再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哲学小史》，一本是《未来哲学纲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庆熊教授在发言中，着重就俞宣孟研究员对西方本体论的批评提出不同意见。他表示赞同俞宣孟先生有关中西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哲学与生存状态的关系的某些论述，但对西方本体论功过和意义的评价方面有所不同。张庆熊教授认为，作为概念体系的西方本体论有助于促进科学的发展，没有立足于基本原理和逻辑推导的基础之上的哲学本体论就不会有西方近代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的茁壮发展。此外，为了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为了进行道德教化，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也经常是从作为普遍概念体系的哲学本体论寻找依据和引申出相关的概念和原则。即便民主协商，也需要有清晰的概念和合乎逻辑的辩护，这样公民才能进行理性的话语交往，求同存异，达成必要的共识。中国要真正在科学上赶超西方，要建设现代的民主法制的国家，就需要取西方之长，补己之短。目前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在于如何补缺。如何努力建构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正是中国哲学需要向西方哲学学习的地方。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明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批判地吸纳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在文明互鉴中前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教授直言受《俞宣孟论文选》启发，尝试为哲学下了个定义：哲学是人类对形上学问题追问的反思。据此，杨教授认为关于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个伪问题。他说，因为各大文明都有形上问题，对形上问题进一步反思，就有了哲学。在发言中，杨教授还谈了对本体、本根、存有三个概念的思考。西方哲学是关于ontology（本体）的系统，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有个“本根”的系统，张岱年先生使用这个概念来标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牟宗三先生使用“存有”概念，存有的意思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学问。存有系统是道德系统，西方的本体系统是认知系统。杨泽波教授认为，人性是建立在生长倾向基础上的伦理心境，因此儒家的道德本根并非绝对的超时空，而是可变的。杨教授从孔子那里分殊出与道德相关的三个要素：欲性、仁性和智性，这一划分可以破解西方的感性和理性的固定的二分模式。欲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智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道德理性，而仁性则为中国哲学所独有并有极其的发展。仁性为智性提供动力，智性保证仁性的合理性，儒家道德哲学才能一直保持发展的活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俞宣孟老师在主体性哲学兴起的背景下，自觉借用海德格尔的哲学 突破主体-客体哲学范式。俞老师是中国学界较早一批主张将Sein（Being）译为“是”的学者，对于译成“是”，尤其对于一“是”到底论，丁耘教授虽表示理解，但有不同看法。他举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中的例子，说明翻译成“是”除了会有些别扭之外，更重要的是“是”不仅是“S是P”中的系词，“是”还具有确定“真性”的含义。从“是”的这个真性含义入手，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就不再只是可能的，而是真实的世界，是向人敞开了的世界。丁耘教授认为，俞老师对“第一哲学”的爱欲，一以贯之，但随着情境的变化，文章主题也有变化。原因可能是由于俞老师深入研究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思想本身也是变化的。海德格尔哲学有从《存在与时间》“基本本体论”问题，到之后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问题的转向。丁耘教授非常赞同俞老师“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的说法，这里有个底本问题。在丁耘看来，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底本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底本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丁耘教授认为，形而上学不是本体论，而是超-本体论。为什么世界上有存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从西方经典的形而上学问题，即上帝创世问题来看。按照谢林，上帝是超越“是”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有“意志”的，而在按照“是”所理解的理性论神学中，“理性”只能推论，而结论是在前提中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有“意志”才能真正无中生有地创造。丁耘教授阐述了中世纪“唯名论”的重大革命意义。唯名论突出了个别性，成为后来各种哲学的前提。神是个体，世界也是个体，但个体和类是辩证的关系。丁耘教授认为，形而上学的底本是“一”，“一”是超越“存在”（是）的。最高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一”的问题，“一”可以与“是”结合，也可以不与“是”结合。中国哲学中存在大量的对“一”的讨论，“一”是中西哲学的底本。西方的“逻各斯”既有“逻辑”的含义，也有“神学”的含义，逻辑-神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是本真的状态，向所有的东西发问，包括提问者自己在内。“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保持一个追问状态，深渊或者根基。超越性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根基，也是科学智性的前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认为，俞宣孟老师对ontology的研究会被写进学术史。俞老师用三层规定清晰地阐明ontology的基本含义：围绕Being展开的、以逻辑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超验的原理体系。郁教授说，他近年专注于知行哲学研究，在建构厚实认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切换论的实在观。由此出发，他对俞老师的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尤感相契。郁教授概括道，俞老师从海德格尔的“在世”（being in the world）结构或庄子所说的“彼-我”结构出发，提出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并将其与唯物史观相发明。他用生存状态分析来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揭示了中西哲学的重要差异：西方哲学从日常的生存状态中转换出一种特别的生存状态，此在转变为逻辑主体或先验主体或理论主体，从中开发出一种追求普遍知识、本质知识的形而上学，即以ontology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得道为目标，试图通过修养工夫，追求彼我相契的状态，这是一种非ontology形态的形而上学。郁教授赞同俞老师的见解，即ontology对应于人的一种特别的生存状态，他进而主张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追问：理论是如何发生的？根据海德格尔-德雷福斯的看法，这里包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一旦日常的寻视操劳活动发生残断，事物就由上手状态转变为在手状态，这构成了理论化发生的第一个环节，即去脉络化。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对在手事物加以观望、谈论、解释、规定，这就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即再脉络化，其要义是将现成在手事物纳入某种特定的理论筹划。理论有古今之辩。Ontology在柏拉图那里就已基本成型，可视为一种古典的理论形态，俞老师对此做了很好的生存状态分析。郁教授所提出的切换论实在观则聚焦于理论的现代形态，特别是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他认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因缘，现代科学的产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他看来，要完整把握现代人的世界经验，有必要在可用view from somewhere来通达的日常世界和须用view from nowhere来通达的科学世界之间往复切换。郁教授说，按照俞老师的分析，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以ontology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在生存状态上似乎多了一层曲折。他进而指出，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具有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即为形式逻辑奠基、为现代科学作辩护。因此，从生存状态分析来看，清华学派的哲学工作是否可视作中国心灵一次可贵的远征？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教授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读研究生，与俞宣孟老师有师生之谊。他用学术随笔的形式报告了俞宣孟老师的思想历程。围绕俞宣孟老师的《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研究》、《探根寻源》、《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以及《俞宣孟论文选》，对俞宣孟老师的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有趣的描画。应奇教授认为，如果说《本体论研究》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自觉的中西比较哲学意识的产物，那么自那以后，宣孟师就自觉地成规模地开始其对于中西比较哲学的系统研究了，这些工作最早见于《探根寻源》中所收的七篇论文中，晚近则见于专书《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以及最近结集出版的《俞宣孟论文选》中。宣孟师的工作，约略言之，就是把中西哲学的根本，追溯到以Being（“是”）为最高范畴的西方形而上学和以“得道成贤”为最终鹄的的中国形而上学。当然，宣孟师的工作并未停留于这样的二元“判分”，而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深度“判教”，这种判教一方面仍然借用海德格尔对于“人生在世”中的超越维度的抉发，从而与后者一样得出“形而上学就在于人自身的超越”的结论，于此，一度被严峻地判分为二的中西形而上学又通过生存状态分析的得到了某种“融通”；另一方面，哲学的开端于是就成为了宣孟师运思的终极指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苟东锋副教授在发言中说，多年前由于对中西哲学比较问题的关注，发现了俞宣孟老师。俞宣孟老师的“哲学底本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俞老师指出：“底本就是一个民族的哲学传统，它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对于生长在传统中的人而言，是不能任意选择的。底本决定着哲学的形态，也是区别中西哲学的基本标志。”俞老师认为西方哲学的底本是Being观念，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站在西方哲学底本的基础上。中国哲学的底本是什么呢？俞老师断定：“中国哲学肯定有自己的底本，它们散见于二千多年的文献中，等待着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把它整理出来。”俞老师提醒可以从宋明理学中找到踪迹。苟东锋副教授认为，近十年来的“生生哲学”以更自觉的方式体贴到了中国哲学的底本。但从中西哲学一体与两离的比较来看，中国哲学的底本是讲生生与名名相即相离，即方以智总结的“生生之几，即名名之几”。因此，生生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讲名名哲学。
《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刘潼福研究员，曾经编辑过俞宣孟先生这本论文选中的七篇论文。他说，印象中俞老师每在发表论文之前总要就其观点和他讨论很久。在发言中，刘潼福研究员从世界四大文明谈起，他认为，四大文明原初都是象形文字，但由于其他三种文明最后都大体同化于西方文明，使用拼音文字。最后就大体形成了西方和中国两种思维方式：逻辑思维和象形思维。中西文明的两种思维对应于人的大脑左右半球，不能相互取代，皆有其价值。在西方，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On、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点，都是超时空的逻辑本体，对其思考产生本体矛盾，让人产生惊奇，形成创造性文化。而中国哲学，例如太极、阴阳、八卦，对这类本体的思考产生观象矛盾，让人顺服天命，形成顺从的文化。如何实现中西两种本体的沟通，他认为，需要跳出中西两者的本体形式去寻找新的结合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志宏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可能的视角。他认为，任何一种人类思想都产生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感受与反思，而每个民族的现实生活又取决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就决定了不同民族对现实生活及其影响生活的周围世界的看法具有其特殊的视角，因而也形成了特殊的认知。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类的忧患与解除。如果说“忧患”是激发理论思考的动因，那么“解除”就是理论的根本旨趣。而所谓“解除”就是一种行动。以行动作为理论的根本旨趣，意味着思想必然要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作出调整。因为不同时代类的存在“忧患”表现的形态不同，因而解除“忧患”的思路、原则、方法等也应不同。这种理论的自觉跟进就是中国哲学面向现实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只要坚持中国哲学的正治立场，以道为依据考察社会现实问题及其治理，不断“正其不正”，就不仅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使命，而且也必然推动思想不断向前发展。
在各位学者主题发言之后，俞宣孟老师进行了回应。俞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他首先回应了郁振华教授提出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金岳霖先生《论道》建立概念理论体系的做法。如果哲学放弃“本体论”，那么哲学究竟是什么？俞宣孟老师认为，哲学应该寻找最根本的根据，以应对当下的问题。接下来俞老师就各位老师的发言，谈了学界对本体论（ontology）有四种误解：将自然哲学等同于本体论，例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上的讲法；将本质问题与本体论混同起来，例如方立天先生对本体论的定义；还有认为本体论就是基本的理论，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论的提法，例如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文学本体论，诸如此类；第四种是将中国哲学中本体的学说和本体论相混淆。本体论（ontology）正确的理解是“是论”，沃尔夫对ontology下过定义，明确本体论是以Being为中心的范畴体系，后来康德、黑格尔也是这样理解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ontology的著作。
俞老师在回应中简要分析了对本体论产生误解的原因。一是，本体论和语言问题。本体论的语言和日常语言是不同的，本体论是没有“实”的“名”，用“名”理解本体论是错误的。再是，本体论与逻辑问题。本体论的逻辑概念的结合方法与称之为真正逻辑的概念的结合方法也有区别。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海德格尔认为逻辑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起创造的。伽达默尔说得更清楚，逻辑的产生是因为苏格拉底讲的理念的结合问题，才有了语言、概念以及词的结合。在俞宣孟老师看来，理念的结合才是是逻辑产生的真正源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三是，对普遍性的理解问题。中国哲学不存在西方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概念。普遍性有相对普遍（general）和绝对普遍（universal）之分，前者是经验性的普遍，后者是超时空的普遍。柏拉图的理念就是universal性质的。逻辑（例如，命题“整体包含部分”）一旦与经验的事物相联系就会产生矛盾。超经验的概念范畴体系才是本体论，因为中国传统没有西方本体论那样形态的哲学，所以才有二十年前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俞宣孟老师说，面对如此诸种问题，我们怎么办，即如何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他最后指出，需要研究哲学的开端问题。哲学的开端不是哲学史的开端。哲学就在于不断的探根寻源，追问根据。开端就是根据，就是“无”，“无”就是无名，但不是绝对的空无。但对于“无”要进行描述说明，从此开端处就可能开出中西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无论是老子讲的“域中四大”，还是很可能受到《道德经》影响的海德格尔讲的“天地人神”四重结构，都触及到了哲学之开端。
在会议的自由谈论阶段，《俞宣孟论文选》责编、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非常有幸阅读编辑俞老师这本书，该书有50万字的篇幅，论题层层推进，颇见思想功力。编辑的过程，也是自我增益的享受过程，期待俞老师未来再赐书稿。俞老师的故交程视同先生，回忆了俞老师的学术追求和交往趣事，他代表老友评价俞老师：“智者不惑，处事宠辱不惊；仁者不忧，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勇者不惧，以身为天下；学问见素抱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徐逸飞博士谈了阅读俞老师的书的体会和理解，提示西方哲学发展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两条线索。《哲学分析》杂志副主编韦海波博士在发言中感谢俞老师为杂志多次赐稿，并分享了阅读俞老师文章所能感受到的学术激情和思想递进。最后，会议协调者哲学所石永泽博士感谢俞老师和与会学者，期待通过围绕《俞宣孟论文选》展开的深入研讨，能够进一步启发人们对中西哲学的深刻理解和推进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