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和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廓然大公——二程文献与理学工作坊”在上海社科院顺昌路院区举行。本次会议上，来自杭州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八位学者，围绕二程的文献和思想展开了讨论。
上半场会议主题围绕文献、义理和思想展开，由同济大学陈畅主持。
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的报告题目为《<程式遗书>卷十八的文献版本与道学思想》。在报告中，申绪璐对校《二程集·程氏遗书》与《诸儒鸣道集·二程语录》的语录异同，并分析《程氏遗书》卷十八的编者和编撰时间。他指出，《二程语录》中漏字、漏句、漏页的情况普遍存在；《程氏遗书》中的校注更为详细全面；《二程语录》中作为一条而存在的记录在《程氏遗书》中被分作数条且不连贯，从前后逻辑上，《二程语录》中合为一条更为合理。申绪璐认同赵振的观点，即《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同为一书，均为朱熹所编订，只不过《语录》是初稿，《遗书》为修订稿。《程氏遗书》卷十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二程为首的洛学和关学与苏昞之间的密切联系。
复旦大学毕梦曦的报告题目为《万物一体如何可能？——语录判断与诠释角度下的二程一体论》。毕梦曦指出二程对万物一体这一命题论述的差异：程颢更看重同属一体的感通境界，程颐则更看重物我一理的理论分殊。朱熹及其弟子已经意识到了二程的这种偏向差异，并对涉及到的部分不明归属语录进行了辨认。朱熹主观上认可程颐的一体论，并通过解释修正程颢的思路。但是，被朱熹辩认为归属程颐的几段语录之归属后来引起了颇多争议。由此，报告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黄宗羲，以及现代学者牟宗三和冯友兰对语录归属的不同态度，说明思想史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话题“万物一体”是一个研究二程思想偏向差异，以及后代思想家对二程语录的辨认，对二程思想的诠释和再塑造的典型案例。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的报告题目为《北宋中期的洛阳学者与二程的格物论——基于二程<语录>》记录与编纂的解析”。通过二程《语录》中记录者为中心的解析，并且结合较少受到注意的宋人笔记和文集中的思想材料，孙逸超指出，二程“格物”论的提出背景是北宋中期以前士大夫中普遍理解的“来物”论以及煕丰年间以洛阳为中心的士大夫们的“去物”论。程颢的“至物”则向物敞开，且将“物”解释成“物理”。格物仍主要是以消除内心人欲、呈现内在道德本源为目的的心性工夫。程颐在程颢去世后逐渐重视人伦关系之外的“物”，在格物的对象和方式上，因汴洛、关中、永嘉三系记录的差异，导致了门下对格物理解的分歧，但也意味着程颐思想中不同于朱子的可能的展开方向。
同济大学陈畅的报告题目为《程颢‘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新解》。报告以此命题以及晚明哲学家刘宗周的诠释为中心，论述宋明理学中常被忽视的一种道德认知方式；儒家思想的本质是道德之学、经世之学，该认知方式为理学家的经世致用实践提供了新的思想 。陈畅认为，程颢对“生之谓性”的诠释，在中国思想从类的认知方式到天理的认知方式转变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而程颢“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命题更展现出天理下贯到万物中，万物得以贞定自己本性的内涵，彰显了程颢天理思想的包容性和客观性内涵。刘宗周特别关注程颢的这个命题，其创造性的诠释从中解读出一种解决中晚明时代阳明学过度伦理化和宗教化流弊的思路，从而建构一种独特的道德认知理论。
下半场会议主题以观念、哲学和体系为讨论核心，由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梁逸鸿的报告题目为《Is the Empathy-Induced Motivation to Help Egoistic or Altruistic: Insights from the Neo-Confucian Cheng Hao》。在报告中，梁逸鸿讨论了（Empathy）同感和由同感引起的帮助别人的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抑或是两者皆非。梁逸鸿分析了同感中认知的面向和情感的面向，以及认知的三种具体面向。程颢的《识仁篇》中提出的“浑然与物同体”的概念在一体观念的背景下，同感引起的助人既不是利他主义的，也不是利己主义的，因为“他人”和“自我”并不处于相对的位置。在程颢所构建的同感关系中，有“同感的人”也有“同感的对象”以及在这种同感中出现的“一体”，当同感的人帮助同感的对象时，“一体”是接受帮助者，也是帮助的目的。在这样的“一体”的本体论意义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标签都不适用。
中山大学傅锡洪的报告题目为《伊川、朱子思想及其与陆王的会通再论——对杨祖汉先生研究的若干补充》。报告指出，牟宗三先生认为伊川、朱子思想中并无本心，他们的工夫凭借的是后天努力。杨祖汉先生扭转了他们思想中没有本心的看法，认为本心在其工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川、朱子一系与陆王一系各有所长和不足，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会通。这些研究大大推进了学界对宋明儒学的理解。不过应该看到，本心在工夫中固然有作用，但无论居敬还是穷理，主要凭借的却不是本心，而是后天的努力。其工夫主要并不凭借本心，正是学者不易注意其思想中有本心的根本原因。并且，无论程朱还是陆王，其主张都可以自成一体，双方的会通并非以各自有所不足而有待补充为前提。
上海交通大学孟少杰的报告题目为《理学中的“客气”说》。他指出，甘泉对象山“客气时时发作”的问题是基于明道、横渠、朱子、阳明等理学家对“去客气”的共识。这一共识在明道体现为“义理客气相消长”，在张载体现为“变化气质”，在朱子体现为他对象山“使气”“不知气禀之杂”的批评，在阳明则体现为致良知学说中用“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来对治私欲和客气。这些命题都强调“集义”下的“浩然之气”和“客气”的对峙。但是在具体的理论指向上，对“集义”的诠释引出了朱子和陆王的差别，而事实上这种差异又是某种理解的错置。而随着不同学问路径的出现，对于“客气”的理解实质上也具有了不同。
上海社科院张锦枝的报告题目为《妥协中的建构——以<近思录·道体>为中心》。报告认为，《近思录》是妥协与建构并存，在妥协中建构的一部作品。报告以道体篇为例，从“道体”“性”“中和”“心”这四个核心观念入手，提供多项证据，说明北宋道学的早期形态，四子的思想系统与后来朱子所建构的系统已有很大不同。早期道学展露的思想特质包蕴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道学发展至朱子，则一方面因为其个体气质偏于质实，一方面由于朱子作为集大成者，他对于各家义理的裁断、融会，偏于分析，导致其后的理学走向理气、形上形下对立的局面，进而导致后世对朱子学说的理解走向心、性、情的分离。当下《近思录》的研究亟需穿透朱子编订和后世注家的层累注释，回到四子本来的思想。
每场报告均由两位评议人进行点评，主讲人加以回应，讨论细致深入，令人意犹未尽。主题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在圆桌会议环节围绕二程的文献、门人、思想、哲学及对后世的影响展开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学者们对此次深入二程文献和思想工作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表示期待下次相关拓展议题的研讨。至此，廓然大公——二程文献与理学工作坊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