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此次会议由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与复旦大学“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来自华侨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西北大学、广州工商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以及意大利约翰·卡波特大学（John Cabot University）的十余位学者现场或在线参与了会议。
超人类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末，主张用技术来提升人的能力，改进和拓展人的身体素质，进而把人类改造为“后人类”。而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超人（Übermensch）”概念。那么，尼采的“超人”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所讲的“超人类（transhuman）”或“后人类(posthuman)”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关联，尼采的思想是否有助于思考当代科技发出的挑战，当代哲学又该如何反思人类自身的未来命运？这些都是主办者希望通过会议研讨来深入展开的话题。正如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也是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的，利用丰富的哲学史 ，来思考和探索当代科技对人类的挑战，从中找到思想和观念上的启发和突破，这既是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展现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契机，也是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科研工作的指导方向。
一、尼采思想与超人类主义的关联
会议研讨涉及的第一问题是：尼采思想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的关联可能性。华侨大学朱彦明教授指出，尼采的“超人”和超人类主义的后人类，代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完善目标。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双方的差异仍是明显的。尼采思考人的完善，他的超人概念，即强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属于人性完善论范畴。与此不同，超人类主义希望通过新技术成果改善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它的后人类目标，属于一种技术善即技术完善论。人的完善取决于技术的完善。尼采的“超人”，是一个文化(教化）目标，即人的自然本性的升华和提高，这与超人类主义追求的超越人的自然性、生物性的后人类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尼采的超人代表的文化完善论来看，超人类主义的技术完善论则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视域，本质上仍是虚无主义的。
对此，同济大学余明锋副教授持相近的观点，他提出：虽然在其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没有专题性地讨论技术，可当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超人类主义思潮与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有着高度相关性。超人类主义其思想实质，并未超越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只是超越了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手段，即从教育手段提升为技术手段。从尼采的视角来看，超人类主义所信奉的其实是“末人”的价值观，并且当代的超人类主义思潮恰恰表明，看似平庸而无害的“末人”价值具有破坏性的强大力量，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对此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
会议主办方之一、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的杨庆峰教授，从“悖论”这一特殊的视角对尼采的“超人”思想做了深入分析。他提出尼采的“超人”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注重的是精神性的维度，其次，它指精神层面的不断奋斗和提升，第三，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尼采的“超人”思想中蕴含了一种悖论，即注重精神的强大，但对身体的维度并不关注，尤其是把“超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时，这个悖论更加显著，即“超人”无法做到普通人那里也可以实现的身心平衡。但是超人类主义主张的人类增强，却恰恰是注重身体能力和素质，这样尼采和超人类主义之间似乎构成了一种互补的效果。这方面思想和观念有待进一步发掘。
无独有偶，约翰·卡波特大学副教授斯蒂芬·索格纳（Stefan Sorgner）同样指出了尼采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的互补性。索格纳指出，一项问卷显示大多数超人类主义者都是自然主义者，而通常自然主义者并不信奉那些超越于经验的东西，他们更关注那些在经验上可获得的内容和材料。但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中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理解，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即便是那种倡导人体冷冻和心灵上载这样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人类增强的超人类主义者，也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由此，尼采提出的生命作为一种“永恒轮回”的主张便凸显出其优势。西方思想史上，诸如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也持有类似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思想。“永恒轮回”是一种并不依赖于二元论，并能在兼容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为超人类主义的选择提供生命意义的解决方案。因此，它可以成为一个超人类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韩玮博士在发言中系统地梳理了涉及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关联的各种论述，他指出牛津大学的尼克·博斯特罗姆和约翰·卡波特大学的索格纳在这个问题上是持相反观点的两大代表，前者更多是拒斥尼采和超人类主义的关联可能性，转而把超人类主义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看；后者则积极寻求二者间对话和互补的可能。但对此做较为客观的判断，需要从尼采和超人类主义各自思想上的承续和理论上的分歧来看。他指出：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是尼采和超人类主义进行哲学思考的共同前提。在这个共同前提上，他们都对“人”和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反思。因此，把尼采纳入超人类主义运动当中是有意义的。
二、人类本质与“超人”
在尼采与超人类主义这个论题之外，与会学者还积极调动了各种哲学 来对“超人”、人性和后人类等话题做了深入探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丁三东教授指出，如果从黑格尔哲学关于概念的自我发展和运动的观点来看“人性（human nature）”的话，“人性”并不是不变的，如果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人类的本性”的话。人类增强技术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本性的改变和挖掘，它也可以是对于人的本性的充分发挥。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本性(nature)”这个概念。如果把人的本性理解为自由，理解为一种扬弃自己曾经的“所是”所规定的力量。如果人是自由的话，人将会有意识的追求自我规定。而这个自我规定里面一定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意味，否则的话不自我否定、不自我超越，人就会被自己的程式所限定。人类增强技术恰恰体现了人的自由的自我规定、自我否定的行动逻辑在当代的典型表达。这不是对于人性的贬低，恰恰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充分运用和体现。
同济大学博士后窦绪凯则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中来发现了人性的深意。他指出，海德格尔的尼采诠释与其关于技术本质之思之间具有一种内在关联，尼采哲学是从形而上学的完成到作为形而上学的本质全面展开的技术本质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环节。在现今技术本质全面统治地球的时候，海德格尔清楚地看到尼采“超人”学说的真正意义：“超人的本质显现在这种形态之中，即此处对求意志的意志之条件的无限制的组织之中，也就是对最大可能性的人类数量和最大可能性的材料数量加以组织，其方式就是通过机械技术的相同形式的统一化而为了功能的目的，将它们纳入无条件的功能运作之中。”但是，这种技术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人类的命运呢？海德格尔也指出：作为一个“有死者”，才是人的所是，而技术也不仅仅是“集-置（Ge-Stell）”。
湖北大学哲学系杨宗伟博士从分析意志主义（Voluntarismus）来解读尼采的人性观。他认为，深入理解尼采的超人思想，离不开19世纪以来兴起的意志主义哲学。内在性、视角主义、物种进化观、悲观主义与反基督等等，都是意志主义思想家们的共有标签，尼采“超人”概念的诞生毫无疑问离不开这样的思想背景与精神 的依托。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意志主义哲学家们对“人之后”或者说人类未来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具有艺术创造力与政治实践力的天才（叔本华），颠倒一切价值与创造新价值的超人（尼采），以及见证人类最终消亡的猛兽（霍斯特曼）等等，这些观念的共有特征都是猛烈地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撕碎了重建人性同一性的宗教式的迷梦，确信人类将走向非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超人类主义或许可以成为意志主义实现自己目的阶段和工具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邓刚副教授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视角解读了“超人”概念。他提出：在《创化论》中柏格森提出，“一切的发生似乎有一个不确定的、流动的存在，人们可以称之为人或者超人（Le sur-homme），寻求着实现自身，在这途中只能放弃其自身中的很大一部分，才有可能最终抵达这种实现。”对这句话，要联系到柏格森的整个生命哲学和社会哲学来理解。生命冲力是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扩张的冲力，但是在生物进化的领域，这种冲力最终走向闭环。唯有在道德和宗教等人类行动的领域，人类才有可能通过精神性的创造，实现越出人类和自然的价值和观念。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恩荣教授基于儒家思想解读了AI助推下的人类未来发展。他提出，从孔子儒家的观点看，人与智能机器需要坚持“人与机器”联合共同体优先这一原则。智能机器越强，越是能推动共同体“学以成人”。但是依据近代西方人类中心论思想，“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要融合中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想，突出“人与机器”共同体中“人机平权”机制，通过人机优势互补建设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以人为本”的未来发展路径，这同样也是实现了与技术和解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三、机器、赛博格与后人类
在超人类主义引发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对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做了深入的解读。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的陈明宽博士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视角分析了“机器”这个概念。他提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认为：自动化是机器的本质，机器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自动化这一要求。机器发展和应用达到的效果，就是逐步使人类器官的动作和姿势等成为标准的和可见的流程，包括欲求和思维等不可见的思想活动也要成为可见的自动化流程。机器的进化最终结果是从人类社会那里取回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将之改造为彻底的自动化。
广州工商学院的邓盼博士则对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做了分析。他提出，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赛博格一般有五个发展阶段：人体外接设备阶段、生理学内态稳定阶段、改变基因片段阶段、掌握遗传信息编码阶段和脱离身体的意识自由阶段。哈拉维哲学主要是致力于在赛博格第三、第四阶段来阐释和解构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等二元论思想。哈拉维主张消解二元论区分的同时，也强调身体在科学认知与认识论方面的意义。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计海庆副研究员对“后人类”这个概念的不同用法做了理论上的区分。他指出，“后人类”这个概念对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超人类主义都极为重要，但在各自不同的语境中这个词的含义大相径庭。在超人类主义看来，后人类指向的是一种生理或物理层面的身体特征；而在后人类主义那里，后人类更多地代表的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观念变革。超人类主义要改变的是物理实在，要改变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的特征；后人类主义则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诉求，目的是要终结另一种观念。这种理解上差异背后蕴含的是哲学上对人类主义论的不同态度，对此的准确把握是理解超人类主义的一个关键。
最后，在会议总结上复旦大学王志伟副教授指出：尼采的超人思想是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关于人的理性本质及其各种附属价值设定的根本否定，并转向以身体为出发点的哲学思考。必须看到这种超人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孕育出的结果，尽管表面上它似乎是要清算既往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正是在此意义上，“超人”才成为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上完成了的主体性的最高主体。可能有点观点会认为“超人”思想的提出仅仅是西方思想史内部的事件，即只是单纯理论上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去更深地领会尼采发动这场斗争的时代背景、思想前提和政治动机，那么就容易导致对其“超人”思想所具有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并忽视其当代影响。但事实上，这种带有强烈西方中心论和强人政治色彩的“超人”学说本质上不仅只是西方的，它超越了东方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区别，而具有全球性的重大意义，直接关系到当代高科技背景下生命政治实践领域的激烈斗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