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上午以“中国现代哲学的既济与未济”为主题的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讲。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应邀分享了冯契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中国现代哲学的既济与未济”为主题作了主旨发言，并与听众进行互动。
冯契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他主要理论成果是两类：一是以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论著；一是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哲学理论论著。今年正好是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出版30周年。30年前冯契在这本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中国近代哲学相对地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圆圈，而在这“既济”中包含着“未济”，中国当代哲学将继续发展。本次讲读会的主题由此点化而来。
陈卫平教授从三个问题来谈《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1、它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有什么价值？2、它对于冯契自身的哲学创作有什么关系？3、它对于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有什么启示。对于第一个问题，陈卫平教授概括为四点：首先是指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决定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其次，它考察了中国近代哲学在纵向上与传统哲学的联系，在横向上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由此说明近代哲学革命是传统哲学合乎逻辑的展开，也使得中国哲学开始融入世界哲学；再次，它贯穿了对中西近代哲学的三个比较：哲学革命充当政治变革“前导”的异同，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异同，理论形态上的异同；三方面的异同表明中国近代哲学既体现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普遍规律，又有着自身的独特历史作用和独特的历史创造。第四，它把中国近代哲学归结为围绕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与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这四个问题的论争而展开，表现了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的境界。对于第二个问题，陈卫平教授主要讲了两个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关系；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智慧说三篇”的关系。所谓“逻辑发展”重在考察哲学家和哲学体系的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关系，而“革命进程”重在中国近代哲学提出了哪些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但是两种哲学之间是衔接的，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四个主要问题，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概括的理气（道器）、心物（知行）、名实、天人之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化和发展。总结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创作“智慧说三篇”的直接背景，冯契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哲学在逻辑和方法论、人的自由理论这两个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因而就产生了《逻辑思维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而这两个方面有共同的认识论依据，需要在智慧学说上达到新境界，于是就有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对于第三个问题，陈卫平教授认为这本著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启示可以归结为三个统一：一是时代课题与个人的具体感受相统一，只有这样，哲学理论既是回应时代要求的，又是具有个性化的创造；二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统一，大传统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小传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传统。二者的统一实际上启迪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传统如何通过近代影响我们当下的哲学；三是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这就是如冯契所说的，“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
方松华研究员则首先从冯契先生所提出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这样一个主题出发，认为这一主题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五四；二是如何看待现代西方文明；三是如何看待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就如何看待五四而言，他认为尽管海外对五四有各种批评的意见，但正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学术思潮的洗礼，而这正是五四将我们引向现代中国的表现。因此我们更重要的不是批评五四，而是要努力去完成五四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的任务。而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他认为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批判，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其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在中西哲学关系问题上，方研究员认为，冯契先生为我们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我们当下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如中西元哲学问题的研究等。从古今中西的主题出发，方研究员进一步具体地谈到《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他认为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小结部分，特别是里面所提到的近代哲学三方面的教训，即对天命论和经学独断论、农民意识、教条主义的批判，今天读来仍令人非常震撼。冯契先生对中国重要理论思维教训的反思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继承的。最后方研究员结合自己的著作《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反思了五四以来，特别是解放后中国哲学发展。他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如何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地反思。
问答环节：
Q1：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似乎中国侧重的是智慧，而西方追求的是真理。请问陈老师，在冯契先生那里，他是如何看待智慧与真理的区别？
陈卫平教授：智慧与真理的关系，冯先生在其《智慧》一文中区分了智慧与知识。冯先生区分了三个“观之”：“以我观之”、“以物观之”、“以道观之”。“以我观之”的特点在于主观性和片面性；而“以物观之”虽然是客观地认识事物，即以物本身来观察事物，但这种考察方式把每个事物分割开来，这样世界就被碎片化了；“以道观之”则克服了主观性与碎片化的问题，它是以全面的、整体的方式把握对象。“以物观之”侧重的是知识，而“以道观之”侧重的是智慧。在冯先生那里，智慧既涉及真理性的认识，也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真理并非预定的，而是一个意见争论的过程，即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而人的自由则进一步与人的德性（包括道德实践）相关联。因此基于智慧的真理性认识不仅和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相关，也和改变世界与改变自己相联系。
Q2:在未来，如果回到把中国哲学与马克思相结合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形式？
方松华教授：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未来中国哲学的创建和走向。就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而言，首先需要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产生自己的原创哲学，而要做中西哲学比较，就是要回到原典，探索本原性的哲学问题。其次是对我们当下时代和社会的关注，在社会大变动的时候，科技哲学和伦理问题，肯定是会走到哲学的前沿。这些问题到现在迄今没有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所以要我们探索。最后马克思哲学要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相结合，因为马克思哲学在解答中国当代的一些问题还是极具生命力的。总的来说，未来中国哲学的建构需要在研究普遍的哲学问题中借鉴中西马各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