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下午，美国肯庸学院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萧阳教授到访哲学所并作了题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的学术报告。此次学术报告由哲学所副所长黄凯峰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全体科研人员及部分研究生参加。
萧阳教授的报告首先从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谈起，强调了此次报告的进路是从问题入手，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解读。在引论中，萧阳教授解释了几个贯穿讲座主题的关键词：中国方案和中国理解中的“中国”和“理解”。在此，中国方案不应该只是在传统中国的视域中去理解，这其中还应该包括在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不应当只局限于现代认识论的“知识”这个层面，更多地应当是放在古代认识论的“理解”的传统中去理解。今天如何学习古代人以达到同传统的“理解”接洽的问题上，萧阳教授援引了章学诚的观点：我们不应当去模仿孔子的具体观点，而是应当学习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因而在今天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对古人思想的借鉴应该更多是对古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借鉴。萧阳教授继而指出：哲学史并不是关于同样的问题的不同回答的并列，相反，历史的变化中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这就需要我们具有真正面对和回应新的问题的能力，具体反映在以新的概念应对新的问题。萧阳教授举了一个阿伦特的例子——没有楼梯扶手的思。哲学不仅仅是对于旧有的概念的梳理，同时它也鼓励我们将其看作一种发明概念的艺术。
进入到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中，科学的理解认为在人类纪，碳的排放已然重塑了自然，这具体表现在：地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物种多样性消失等方面。科学的理解是理解的一种。对比古代认识论和现代知识论会发现：现代的知识论强调知识的一个确定性结果，拥有一种知识即意味着对这一知识有一个论证、证成。古代人所说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强调在认识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理解，古代认识论中的“理解”是一个知性的德性。萧阳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美德认识论的传统：庄子和荀子对的“通”的表述。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今天经常被解释为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即转化为了以技术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但萧阳教授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化不能在任何层面都只强调作一种技术的理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政治维度不能都还原到技术的层面。全球治理是政治哲学中最难的问题。在讨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的时候，萧阳教授引入了技术剩余物的概念以使问题获得一种理解。在人类文明出现后，人类的农业生产导致了地表的改变，乃至是彻底地重塑了人类出现之前地表的面貌。同样，现代生活依靠着巨大的能源消耗，技术剩余物在今天就表现为碳的大量排放之后，带来了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往，世界的局部地区解决环境污染的时候都是通过转移污染来解决问题，但意识到更根本的碳排放的技术剩余物的时候，全球治理层面上的思考就尤为重要。而中国在当下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理解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就是对于当今现状的很好的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的理解包含着一个根本的困境：技术的解决总是会产生新的技术剩余物。这表现在新的技术、能源替代旧的技术、能源的时候。萧阳教授接下来又引入了南非作家库切的“技术的诅咒”的概念。这个概念中援引了一些古希腊的宗教方面的思想 ，在这种理解中，前后的事件都被放在了一个整体的解释中。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层面的思考上，萧阳教授认为历史应该把史前和历史放在同一平面上进行一种深历史的思考，将其理解为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并且强调时间应该做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
最后萧阳教授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的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理解为一种社群、社区（community）性质的东西，而是共同的体（the common body）、共同善（the common good）。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所有主权国家平等共存。当前的紧迫问题在于技术剩余物在共产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之前，就有可能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一物质性的前提摧毁掉。
萧阳教授的报告引起了哲学所各位老师的极大兴趣，各位老师在讨论环节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领域和萧阳教授展开了对话和讨论。伦理学研究室赵司空、科学与技术哲学研究室计海庆分别结合自己的专业视角与萧阳教授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何锡蓉研究员从比较哲学的几个进路的展开对萧阳教授的讲座做了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