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由上海社科院团委尚思读书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者担当与实践智慧：《礼记·儒行》及其诠释史”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8位中青年学者，就当代儒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各抒己见。上海社科院数十位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一、徐佳贵：儒士、士绅、学生、知识分子——一点拓展思路的提示
1.“儒”与“士”。“儒”更多偏向思想面向，“士”可能社会阶层面向多一点。2.“士”与“士绅”。思想史的“士”和社会史的“士绅”，言说面和实践面差距很多，通常会高估“士”而低估“士绅”。3.“士”与“知识分子”。传统思想史叙事试图构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接关系，但这种构建有窄化之嫌，比如，我们应如何看待如民国的官员、地方士绅和中小学师生？4.在高校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中，传统思想史叙事集中于北大、西南联大等典型，并偏重分析其中认同自由主义的理想型。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将中央大学和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纳入考察，就算在民国大学里，认可自由主义，或至少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也不见得是多数。5.“士”的业余精神与知识分子的“专门化”。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精神”，这恰好与列文森对中国传统士人之“业余精神”的分析形成呼应。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寻求“知识分子”之理想型与“士”之理想型的相通之处。
二、沈云波：to be moral抑或成为人？——君子之道的易简和艰难
历史地看，典范主义主张，不是用仁等抽象的概念来界定君子和君子之道，而是用君子来界定仁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概念。因此，儒家的历史不仅可以用观念的历史来呈现，而是也可以用君子人格和典范的生成史和生活史来呈现。典范主义可以很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活的传统，其创立和继承和开新之生生不息的活力和气象。现实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和通货社会，君子人格的养成和君子之道的生成遇到了一些特有的困难，特别是君子人格的优位（道德权威）怎么证成的问题。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必须把君子人格和道德主张的证成（其可欲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公共性）理解为君子之道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且放到优先的地位。
三、鲍文欣“良知的傲慢”与论辩合理性——对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点观察
就现代性问题而言，现当代儒学主要是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二分法之下规定自身的任务的，那就是站在价值合理性一边，去揭示、批评和涵化工具合理性。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对现代合理性做了三重划分，亦即“自然科学中因果说明的（工具的）合理性，包括神学和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中解释的合理性，以及出现在所有这些领域（包括哲学）中的、有时也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现代化过程已牢固确立了的时候）的论辩合理性，并允许质疑和批评。”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合理性观点来更新观察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尺度：它在人文学科内部、在与工具合理性的对抗之中、以及在公共领域之中，是促成了还是抑制了论辩合理性的发展。由此可以察见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得与失。
四、陈常燊：殉道——知识分子与死亡
《儒行》中有两处涉及“生死”，一是讲儒者的“备豫”，“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二是讲儒者的“刚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里存在着“爱死”和“杀身成仁”之间的张力。“殉道”问题就存在于这一张力之中。这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从“爱死有待”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身上克服来自生物、心理、文化及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致命因素。从“杀身成仁”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从“以身殉道”转变成“以生殉道”，成为道义战场上的战士。此外，殉道没有“主动”（自杀）与“被动”（被迫害到死）之分，只有“内在”与“外在”之别，对于知识分子（文人）的自杀现象，应该转换分析视角。
五、蔡志栋：知识分子的困境或狂妄
即便我们回归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始含义，注重其真诚的为国为民的核心精神，他们所处的困境依然严峻。因为没有理由认定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国家和人民果然需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有着自己的认识，朱熹对于忠恕之道的诠释，熊十力对于教育的本质的认识，都给予了我们以深刻的启发。然而，知识分子的困境恐怕依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需要我们回答唯我论为什么是失败的，但无可奈何地普遍存在。
六、黄晓峰：转型期媒体人的困惑与出路
转型期媒体人面临着三种困惑。一是技术之惑。技术革新大大增加了资讯供应方的数量和更新的频率，促使资讯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其次，技术革新也导致了阅读方式从纸质到手机屏文字以及未来可能到视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有效信息的密度逐级下降，并主动或被迫抛弃传统读者。二是资讯门槛之惑。传统纸媒的衰败使深度调查、特稿记者流失，与之伴随的是自媒体的兴起。自媒体一方面丰富了资讯的渠道和种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媒体的小报化，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三是管理之惑。新媒体时代的管理更加迅捷、成本更低、覆盖更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媒体人——作为知识人的一种类型——在当代社会逐渐边缘化。面对这些困惑，媒体人需要在三种出路之间做出抉择：坚守、转型或出走。
七、阮凯：“贫困”与“自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学术刊物编辑为例
当下的学术刊物编辑面临的问题是：“为己之学”太少，而“为人之学”太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客观上是过度职业化的倾向和成就感的贫困，主观上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心态。《儒行》中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当代学术刊物编辑要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就需要强调“为己之学”，需要这种自立精神，同时，这也意味着学术刊物编辑应该具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追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学术刊物编辑中最基本的编辑、校对功能很可能终有一天将被机器取代，无法取代的则将是专业敏感、人际沟通等与更深层的自我修养相关的“为己之学”。
八、任政：市场原则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知识分子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承担与发挥的社会职能多少。知识分子要有相应的精神品格与责任担当，从理想状态来讲，主要有：审视意识与批判精神，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公共意识与担当精神。社会责任与担当是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要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要有公共的形象与话语权。
当今中国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地方就是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是主导性的原则，这是最大的现实。市场经济不单是一种经济法则，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原则，一种生存现实。“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物质成为绝对的支配力量，知识不断贬值、泡沫化，知识分子的光辉被消解，责任与担当精神失落。当然，市场原则的建构是一种历史原则，一种生存现实选择，并不能做单纯的道德评判。但是，当今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找回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品格。
2017年10月27日，由上海社科院团委尚思读书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者担当与实践智慧：《礼记·儒行》及其诠释史”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8位中青年学者，就当代儒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各抒己见。上海社科院数十位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一、徐佳贵：儒士、士绅、学生、知识分子——一点拓展思路的提示
1.“儒”与“士”。“儒”更多偏向思想面向，“士”可能社会阶层面向多一点。2.“士”与“士绅”。思想史的“士”和社会史的“士绅”，言说面和实践面差距很多，通常会高估“士”而低估“士绅”。3.“士”与“知识分子”。传统思想史叙事试图构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接关系，但这种构建有窄化之嫌，比如，我们应如何看待如民国的官员、地方士绅和中小学师生？4.在高校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中，传统思想史叙事集中于北大、西南联大等典型，并偏重分析其中认同自由主义的理想型。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将中央大学和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纳入考察，就算在民国大学里，认可自由主义，或至少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也不见得是多数。5.“士”的业余精神与知识分子的“专门化”。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精神”，这恰好与列文森对中国传统士人之“业余精神”的分析形成呼应。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寻求“知识分子”之理想型与“士”之理想型的相通之处。
二、沈云波：to be moral抑或成为人？——君子之道的易简和艰难
历史地看，典范主义主张，不是用仁等抽象的概念来界定君子和君子之道，而是用君子来界定仁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概念。因此，儒家的历史不仅可以用观念的历史来呈现，而是也可以用君子人格和典范的生成史和生活史来呈现。典范主义可以很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活的传统，其创立和继承和开新之生生不息的活力和气象。现实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和通货社会，君子人格的养成和君子之道的生成遇到了一些特有的困难，特别是君子人格的优位（道德权威）怎么证成的问题。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必须把君子人格和道德主张的证成（其可欲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公共性）理解为君子之道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且放到优先的地位。
三、鲍文欣“良知的傲慢”与论辩合理性——对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点观察
就现代性问题而言，现当代儒学主要是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二分法之下规定自身的任务的，那就是站在价值合理性一边，去揭示、批评和涵化工具合理性。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对现代合理性做了三重划分，亦即“自然科学中因果说明的（工具的）合理性，包括神学和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中解释的合理性，以及出现在所有这些领域（包括哲学）中的、有时也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现代化过程已牢固确立了的时候）的论辩合理性，并允许质疑和批评。”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合理性观点来更新观察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尺度：它在人文学科内部、在与工具合理性的对抗之中、以及在公共领域之中，是促成了还是抑制了论辩合理性的发展。由此可以察见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得与失。
四、陈常燊：殉道——知识分子与死亡
《儒行》中有两处涉及“生死”，一是讲儒者的“备豫”，“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二是讲儒者的“刚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里存在着“爱死”和“杀身成仁”之间的张力。“殉道”问题就存在于这一张力之中。这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从“爱死有待”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身上克服来自生物、心理、文化及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致命因素。从“杀身成仁”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从“以身殉道”转变成“以生殉道”，成为道义战场上的战士。此外，殉道没有“主动”（自杀）与“被动”（被迫害到死）之分，只有“内在”与“外在”之别，对于知识分子（文人）的自杀现象，应该转换分析视角。
五、蔡志栋：知识分子的困境或狂妄
即便我们回归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始含义，注重其真诚的为国为民的核心精神，他们所处的困境依然严峻。因为没有理由认定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国家和人民果然需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有着自己的认识，朱熹对于忠恕之道的诠释，熊十力对于教育的本质的认识，都给予了我们以深刻的启发。然而，知识分子的困境恐怕依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需要我们回答唯我论为什么是失败的，但无可奈何地普遍存在。
六、黄晓峰：转型期媒体人的困惑与出路
转型期媒体人面临着三种困惑。一是技术之惑。技术革新大大增加了资讯供应方的数量和更新的频率，促使资讯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其次，技术革新也导致了阅读方式从纸质到手机屏文字以及未来可能到视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有效信息的密度逐级下降，并主动或被迫抛弃传统读者。二是资讯门槛之惑。传统纸媒的衰败使深度调查、特稿记者流失，与之伴随的是自媒体的兴起。自媒体一方面丰富了资讯的渠道和种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媒体的小报化，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三是管理之惑。新媒体时代的管理更加迅捷、成本更低、覆盖更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媒体人——作为知识人的一种类型——在当代社会逐渐边缘化。面对这些困惑，媒体人需要在三种出路之间做出抉择：坚守、转型或出走。
七、阮凯：“贫困”与“自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学术刊物编辑为例
当下的学术刊物编辑面临的问题是：“为己之学”太少，而“为人之学”太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客观上是过度职业化的倾向和成就感的贫困，主观上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心态。《儒行》中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当代学术刊物编辑要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就需要强调“为己之学”，需要这种自立精神，同时，这也意味着学术刊物编辑应该具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追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学术刊物编辑中最基本的编辑、校对功能很可能终有一天将被机器取代，无法取代的则将是专业敏感、人际沟通等与更深层的自我修养相关的“为己之学”。
八、任政：市场原则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知识分子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承担与发挥的社会职能多少。知识分子要有相应的精神品格与责任担当，从理想状态来讲，主要有：审视意识与批判精神，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公共意识与担当精神。社会责任与担当是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要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要有公共的形象与话语权。
当今中国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地方就是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是主导性的原则，这是最大的现实。市场经济不单是一种经济法则，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原则，一种生存现实。“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物质成为绝对的支配力量，知识不断贬值、泡沫化，知识分子的光辉被消解，责任与担当精神失落。当然，市场原则的建构是一种历史原则，一种生存现实选择，并不能做单纯的道德评判。但是，当今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找回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品格。
2017年10月27日，由上海社科院团委尚思读书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者担当与实践智慧：《礼记·儒行》及其诠释史”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8位中青年学者，就当代儒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各抒己见。上海社科院数十位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一、徐佳贵：儒士、士绅、学生、知识分子——一点拓展思路的提示
1.“儒”与“士”。“儒”更多偏向思想面向，“士”可能社会阶层面向多一点。2.“士”与“士绅”。思想史的“士”和社会史的“士绅”，言说面和实践面差距很多，通常会高估“士”而低估“士绅”。3.“士”与“知识分子”。传统思想史叙事试图构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接关系，但这种构建有窄化之嫌，比如，我们应如何看待如民国的官员、地方士绅和中小学师生？4.在高校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中，传统思想史叙事集中于北大、西南联大等典型，并偏重分析其中认同自由主义的理想型。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将中央大学和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纳入考察，就算在民国大学里，认可自由主义，或至少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也不见得是多数。5.“士”的业余精神与知识分子的“专门化”。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精神”，这恰好与列文森对中国传统士人之“业余精神”的分析形成呼应。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寻求“知识分子”之理想型与“士”之理想型的相通之处。
二、沈云波：to be moral抑或成为人？——君子之道的易简和艰难
历史地看，典范主义主张，不是用仁等抽象的概念来界定君子和君子之道，而是用君子来界定仁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概念。因此，儒家的历史不仅可以用观念的历史来呈现，而是也可以用君子人格和典范的生成史和生活史来呈现。典范主义可以很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活的传统，其创立和继承和开新之生生不息的活力和气象。现实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和通货社会，君子人格的养成和君子之道的生成遇到了一些特有的困难，特别是君子人格的优位（道德权威）怎么证成的问题。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必须把君子人格和道德主张的证成（其可欲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公共性）理解为君子之道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且放到优先的地位。
三、鲍文欣“良知的傲慢”与论辩合理性——对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点观察
就现代性问题而言，现当代儒学主要是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二分法之下规定自身的任务的，那就是站在价值合理性一边，去揭示、批评和涵化工具合理性。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对现代合理性做了三重划分，亦即“自然科学中因果说明的（工具的）合理性，包括神学和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中解释的合理性，以及出现在所有这些领域（包括哲学）中的、有时也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现代化过程已牢固确立了的时候）的论辩合理性，并允许质疑和批评。”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合理性观点来更新观察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尺度：它在人文学科内部、在与工具合理性的对抗之中、以及在公共领域之中，是促成了还是抑制了论辩合理性的发展。由此可以察见现当代儒学发展的得与失。
四、陈常燊：殉道——知识分子与死亡
《儒行》中有两处涉及“生死”，一是讲儒者的“备豫”，“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二是讲儒者的“刚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里存在着“爱死”和“杀身成仁”之间的张力。“殉道”问题就存在于这一张力之中。这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从“爱死有待”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身上克服来自生物、心理、文化及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致命因素。从“杀身成仁”的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从“以身殉道”转变成“以生殉道”，成为道义战场上的战士。此外，殉道没有“主动”（自杀）与“被动”（被迫害到死）之分，只有“内在”与“外在”之别，对于知识分子（文人）的自杀现象，应该转换分析视角。
五、蔡志栋：知识分子的困境或狂妄
即便我们回归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始含义，注重其真诚的为国为民的核心精神，他们所处的困境依然严峻。因为没有理由认定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国家和人民果然需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有着自己的认识，朱熹对于忠恕之道的诠释，熊十力对于教育的本质的认识，都给予了我们以深刻的启发。然而，知识分子的困境恐怕依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需要我们回答唯我论为什么是失败的，但无可奈何地普遍存在。
六、黄晓峰：转型期媒体人的困惑与出路
转型期媒体人面临着三种困惑。一是技术之惑。技术革新大大增加了资讯供应方的数量和更新的频率，促使资讯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其次，技术革新也导致了阅读方式从纸质到手机屏文字以及未来可能到视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有效信息的密度逐级下降，并主动或被迫抛弃传统读者。二是资讯门槛之惑。传统纸媒的衰败使深度调查、特稿记者流失，与之伴随的是自媒体的兴起。自媒体一方面丰富了资讯的渠道和种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媒体的小报化，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三是管理之惑。新媒体时代的管理更加迅捷、成本更低、覆盖更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媒体人——作为知识人的一种类型——在当代社会逐渐边缘化。面对这些困惑，媒体人需要在三种出路之间做出抉择：坚守、转型或出走。
七、阮凯：“贫困”与“自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学术刊物编辑为例
当下的学术刊物编辑面临的问题是：“为己之学”太少，而“为人之学”太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客观上是过度职业化的倾向和成就感的贫困，主观上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心态。《儒行》中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当代学术刊物编辑要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就需要强调“为己之学”，需要这种自立精神，同时，这也意味着学术刊物编辑应该具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追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学术刊物编辑中最基本的编辑、校对功能很可能终有一天将被机器取代，无法取代的则将是专业敏感、人际沟通等与更深层的自我修养相关的“为己之学”。
八、任政：市场原则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知识分子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承担与发挥的社会职能多少。知识分子要有相应的精神品格与责任担当，从理想状态来讲，主要有：审视意识与批判精神，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公共意识与担当精神。社会责任与担当是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要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要有公共的形象与话语权。
当今中国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地方就是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是主导性的原则，这是最大的现实。市场经济不单是一种经济法则，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原则，一种生存现实。“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物质成为绝对的支配力量，知识不断贬值、泡沫化，知识分子的光辉被消解，责任与担当精神失落。当然，市场原则的建构是一种历史原则，一种生存现实选择，并不能做单纯的道德评判。但是，当今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找回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