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在亲切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但交流的核心问题并不轻松：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做哲学？
俞宣孟研究员首先提到：在从事哲学研究多年之后，仍然要问“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似乎是令人“颇难为情”的事。而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又不得不经常严肃地面对这一问题。并且也正是通过向“这一追问”的一再回复，我们才得以体会、把握和调整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在听取了俞宣孟研究员和何锡蓉研究员介绍我所“特色学科”之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大致取向（“探根寻源”以求“中西会通”）和具体思路（对中西哲学“活动方式”进行“生存状态分析”）后，
关于“做哲学”，梁志学先生认为应当“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所谓“出乎其外”，即哲学研究应当进入“超时空世界”，与思想之“太极”（the Absolute）“打交道”。但同时，“超时空的东西又要体现在时空中，没有抽象的超时空的东西”。俞宣孟研究员补充说，中国古人做学问从来要求在“形而上”的同时“形而下”，二者构成中国式哲学活动的完整过程。“圣人”从来都不是脱离日常生活，“高高在上不下来”的。
关于“比较哲学研究”。梁志学先生坦诚他并未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只是跟随贺麟先生的路子往前走。贺先生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力求用汉语中已有的 来解悟西方的思想。比如承接孙中山先生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名之为“理则学”，以区别于穆勒之“名学”意义上的“逻辑学”。再如以“一本万殊”和“万殊归一”来解喻西方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所讲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梁志学先生认为，“作为思想活动”，中西哲学并无多大差异，只是思想寄寓的概念系统各是一套，其中有些可以对应，有些不好对应。做比较很难，弄不好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如果必欲比较，他愿意采取钱钟书先生“求四海同心”的路子。之所以“求同”，而不是“尚异”，是因为“世界大同”、“世界主义”是我们今天不可回避的大趋势。“求同”，无疑一方面要避免搞“国粹主义”，搞“片面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对当前由少数西方国家在他们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订立的所谓“国际主义标准”中的“不平等”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要据“理”力争，哲学就是“讲理”，“求同”有利于培养更健康的“世界主义”。
梁先生还提醒我们应当看到，从学养上讲，或许很少有人能和钱钟书先生相提并论，同样，从整体的研究规模和研究深度上讲，我们也很难与西方人在西方学问上一较长短，但这些都并不排除我们确实能够在一些关键点上比前人、比西方人做得更好。比如，梁先生提到他本人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一些良好反响。
与梁志学先生相比，俞宣孟研究员更多地强调了中西哲学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比如，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并不同于“进入超时空世界”的西方“形而上学”，即并不以“绝对普遍性”的追求为根本目标。因而，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不是西方式的“纯粹思辨”关系，“哲学活动”乃是“身心修养”，其根本目的是“求道”，是“求为圣贤”。
我所余治平研究员参与了座谈，并给大家复印了他发表在《博览群书》（2005.9）上的《红色学者：思想与人生的传奇之旅——梁志学教授访谈录》。陈祥勤、石永泽等科研人员也到会参加了座谈，并就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理解和术语翻译等方面的问题与梁志学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