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春伊始（2月27日），按照年前的学术安排，哲学所所务委员会主任俞宣孟研究员作了题为“论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色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俞宣孟研究员首先简要概述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三个逻辑步骤。第一步，理解了西方哲学的精义是ontology（本体论），即是以being为核心的概念和原理体系，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的。西方哲学尽管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等的划分，但本体论在其结构分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其精髓。第二步，面对“中国有无哲学”的疑问所进行的研究。具体就是对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03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回应。第三步，就是从中国哲学这一“事实”出发，对中西哲学从根源处做出说明，从而探索实现中西哲学如何会通。
他的报告分为四大部分：一、中国哲学形上、形下观念的起源——以《周易》为例；二、追求高远的得道之士——以《庄子》内篇为例；三、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孔门儒学为例；四、以道为标志的中国形而上学。
俞宣孟研究员认为，如果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标准，不论就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概念的原理系统而言还是宽泛意义上的普遍性知识而言，中国哲学都不存在那种形而上学。然而，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中国人对于根据思考得很深，根据还有根据，直到最初的根据，就形而上学作为最初的根据而言，中国哲学当然有自己的形而上学。
他从周易、庄子一直谈到孔门儒学，引用大量文献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就是“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俞宣孟研究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所以中华民族才能够“其命维新”，绵延流长。
俞宣孟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一定要清理各种比附的观念，比如说把中国哲学的“道”比附为“规律”。规律与必然性相关，但是中国哲学的道却决没有限定只体现在必然性的事件中，道是遍及在一切过程中的，包括偶然事件中，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体现着道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包括规律，又超越规律。规律是理性认知的对象，是概念形式的思想才能把握的东西；道不是纯粹思想把握的对象，对道的真正把握体现在人的自觉的生命活动中。另外，关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客观性有多种含义，一种是指凡存在于我们之外又可以被我们感觉的东西，但是，感觉往往因人而异，缺乏普遍必然性，因此，理性主义否认这种意义的客观性。他们认为，真正的客观性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思想才能把握的东西，而只有运用逻辑的思想才具有普遍必然的品格，这样，客观性说到底是思想的客观性。道的存在的验证在于得道的体验，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分并不适于论述道的性质，因而也不宜把道当成是客观规律那样的东西。
在俞宣孟研究员看来，“道”是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旗帜。中国哲学以道为目标，决定了中国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形而上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意味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上下求索，这一求索决不仅仅是认识的过程，更是变换人自身生存状态的过程，变换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其生存环境的契合，以使生命得到顺畅的展开，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这里，没有对普遍知识的关注，也没有对作为普遍知识的真理的关注，因此，把中国哲学史释读为认识发展的历史，甚至范畴发展的历史，显然偏离了中国哲学的本意。如果说，对普遍真理的追求走的是一条向上的路，直至超越经验的界限进入绝对的领域，那么，对道的追求则要求走一条向下的路，要求回到原始源头的自然之道。所谓“慎终追远”就是关注源头、保养源头。守护着源头才能“苟日新，日日新”，才会“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俞宣孟研究员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中西哲学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别，那么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显然文本比较难能奏效。由于哲学形态与人们从事活动的方式紧密相关，也许从人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入手不失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在报告会的讨论时间里，何锡蓉、周山、吴晓江以及我所已退休的研究员王淼洋、顾伟康等谈了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看法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