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社科院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参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指导下，为致力于深入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曹泳鑫研究员对于该领域的基本情况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更加联系实际
曹泳鑫研究员认为，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不争论”论述，到近年来关于社会发展问题而展开的热烈“争论”现象，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新阶段。这个问题主要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有关。当前我们将发展问题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研究，与我们当前的国内国际的新环境密不可分。在舆论导向上，国内主流媒体和杂志调整自身脱离现实的理论研究倾向而更加注重引领中国社会科学面向现实开展研究的方针；在国际思潮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现代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纷纷调整各自的政党政策，继西方自由化思潮之后世界范围出现了具有左翼思潮特征的政党政治，例如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新现象。为了应对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深入研究什么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
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出现
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难点首先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鉴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指责中国对此问题的模糊化表述，由此引发我国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问题的关注。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研究中，理论与现实中不同意识形态里的文化建设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其中最困难的就是文化建设的标准问题。以前我们所提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标准，在当代是否赋予它新的内涵？这类似于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质疑问题，当然，现代宗教组织的渗透使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也变得日益复杂；此外，法律和道德对于文化建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利益取向是否可以把人的情操和幸福创造出来，人民群众在历史中作用究竟何在？全球化的语言对接问题是否等同于在语言方面不加思考全面对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当前关于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不仅是难点也是热点问题。从西方的“民治”思想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我国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协商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进一步推进的政治文明建设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更好的统一起来、政治改革究竟要怎样继续下去？
当前经济发展上的主要难题来自于财富分配问题。全球化浪潮中反美情绪引起国际舞台上比较强烈的不结盟运动，对于市场经济本身也产生质疑。当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遭遇无法根本解决分配难题的尴尬，人们意识到片面否定中国计划经济的作用（农村的合作化、集体化）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完整性而言是缺乏历史基础的。我国正在加强宏观调控的作用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深层理解。
对于农村和农民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本人早就作过预想，认为农民最终要走向合作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中国依靠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从未止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发展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也曾指出，尽管要坚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十年不动摇，但是农村的根本出路还是农村的合作化道路。针对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农村的农民自发走向农村合作化的现象，我们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措施。
三，争论、对话和认同同时存在
面向现实的思考是哲学的使命。新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新的历史现实，产生的争论不可避免。从总体上看，争论和对话的主要焦点聚焦在如何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坚持所有制基础的作用、高等教育教材中如何处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如何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保留自身文明的优秀成果等问题。
报告会的内容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学术兴趣。俞宣孟、余治平、汪致钰、陈祥勤等结合专业与曹泳鑫展开对话，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工程中的作用和位置问题、精神文化和信仰的重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实践的问题、和谐社会问题等。这种场景不由令人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情怀所感动。最后，俞宣孟同志指出，哲学所的科研工作者要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天下的利益出发处理问题，只有设身处地才可能更好地面向实际开展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