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申城遘雨，春动微寒。然鸡鸣不已，所思者如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洪兴教授应邀在哲学所为做了题为《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宋代经学的转向——以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中哲室张志宏副研究员主持。我所全体同仁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徐教授以北宋二程对经学的诠释为中心而展开，青史黄卷，由表及里。与会诸君，皆有所发。
徐教授认为，传统经学的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然而就其诠释史，北宋之后，二程将“德性”内涵纳入了经学的诠释体系，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成为了“德性之学”的两个维度，其诠释重点更是由作者和文本转向了读者，德性实践的意义更为彰显，故形式上的训诂之学逐渐脱离了经学的诠释重点，义理之学也在实践中从德性出发，通达“天理”，这是二程经学思想之于汉唐经学真正转向之所在。
汉代的经学无论是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还是名物制度的训诂，都与政治相关联，这在汉儒以孔子为“素王”、做《春秋》、为汉“立法”的说法中可见一斑，而二程治经的转向主要在于德性，虽然政治和礼治的层面并未缺席，但是从原来的文字训诂、注重典章制度而对德性关注不足变成了重点关注“礼而上”的德性修养。
就二程的解经形式，徐教授旁征《论语》“性与天道”章，“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程认为“性与天道”章要表达的，非圣人不言“性与天道”，也非不传子贡“性与天道”，而是发微了子贡本身德性能力的高低。子贡初始德性不足，难以体贴圣人之言，即“初时未达”，后德性精进，能洞察孔子“性与天道”之理，故发出叹美之辞，此乃“达”与“未达”的分别。再者，通过颜渊与子贡的对比，这种状态尤为明显，在德性层面，二者南辕北辙，若以“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做譬喻，子贡的“闻一以知二”之“知”是“闻见之知”，那颜渊“闻一以知十”之“知”则为“德性之知”，由于理解者理解程度的差异，导致对圣人思想的领会不同，道自为道，不多不少，但仁者、知者及百姓对于道的认识则相去甚远，故问题不在于对象或者作者，而在于理解者自身。
就德性之知的含义，徐洪兴教授提出，首先，“德性之知”具有自得性。所谓“自得”，一与“德”相关，其为主体自身实在的德性构成，通过读书明理不断修养而成；二与“道”相关，“自得”的对象往往是“性与天道”而非一般耳目所及的事物，需自身内在德性不断修养才能体贴；三是“学”的根本方法，“自得”要“思”，就是要自立吾理。德性的对象是“天理”，自家真正体贴到“天理”后，使“德性”不断充实，心得识达，“自得”然后治《五经》，才能实有所得。其次“德性之知”具有实践性，需要通过亲身经历、实践、才能对经典之言有真正的理解，也要通过落实到平常实践中的行为来检验经典的意义是否融会贯通，正所谓“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再次，德性之知是理解性而非建构性的，二程的解经根据是哲学的，既非师传家教，也不是出土文献，而是“理”的一致性。
徐洪兴教授的报告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夏金华研究员指出，李翱之后二程思想的转变受佛学影响之切，从“明物”到“内心”的转折是最别于西方哲学纯粹理论的实践，也是中国哲学的智慧所在；余治平研究员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谈到，汉儒绝非处于纯粹的训诂章句的框架之中，其也在宣扬某种义理的含义，董仲舒偏向论证，在这个意义，董仲舒也是义理之学，很难大而化之为章句训诂之学，秦汉转型的历史时空中，儒学家不啻于现成的章句考据，仍具有很强的天下情怀；何锡蓉研究员认为，朴学对宋学的批判，义理之学中夹带心性，乾嘉学派的诠释学转变，尤其在方法论层面，这值得关注；张志宏副研究员认为，二程的“德性”转变的确使得宋明理学在诠释体系中有别于两汉经学，其转变不仅仅对心性之学，也对现实的政治实践意义重大；而二程“德性实践”的主张，使得传统经学训诂、义理不再是平行的二分路径，而转化为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哲学所科研人员张朋、张锦枝、白照傑以及在读研究生刘喆、董启帆、蒋益、张禹等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
最后，黄凯锋副所长总结了此次报告会。指出我所目前有中哲、西哲、伦理、科哲、马哲等众多专业方向，经常举行此类跨专业的报告会，能够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将有助于各专业的沟通交流。今后我们所将更多地开展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开阔大家的学术视野，更好得完善我所的学科建设和我院的智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