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冬初寒月,渚泽尚青日在尾,值此收藏之日,静读诸子经义,其神专而可致别,夫学者欲明中国必先明汉,欲明汉必先明董子,董子之学唯天为大。为增进学生们对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深入理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特邀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余治平教授前来担任主讲。2016年11月11日上午,“‘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董仲舒如何成为中国魂的总建造师?”的专题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教134室举行,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刘梁剑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校庆报告活动,同时纳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届学会学术活动月活动。
余教授认为,孔子之后,还没有哪一位儒学思想家能像董子这样提出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观点与理念,诸如“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屈君伸天”、“终始转移”之类的主张。它们可能最先并不来源于董子,但都因董子而化为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融入无数代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成为我们的公共话语系统、普遍的社会前见及整个族群的价值基础。今时围绕儒学史的新儒家之三期说与李泽厚之四期说,以对董仲舒为核心的汉儒之评价定位为根本歧异,但董子的儒学史地位理应得到尊重和敬意,如果说孔子作为汉民族灵魂的总设计师,董仲舒则是总建造师,而朱子则为总装潢师,他们共同构成了儒学史的三大里程碑。
讲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由对“其人”、“其书”、“其思”的详细阐述呈现了董子哲学的本来面貌。首先,从董仲舒大传、汉初儒生境遇与武帝策问天下贤良文学的历史背景中引出“天人三策”,点明“立太学”、“设庠序”、“置五经博士”等文官制度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兼论天人关系、王者为政之道中“屈君伸天”、“任德而不任刑”的重要意义,其间简叙董子“不遇”的感慨平生,与胡毋生诸人关系,以及出相江都“教令国中,所居而治”之事。其次,就文献来说,能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出董仲舒思想风貌的一是《汉书》所载的“天人三策”,另一则是后世学者辑录的《春秋繁露》,以“聚珍版”影响为大,但近年来关于《春秋繁露》其书的真伪之辨再起,客观上显示出董学研究的坎坷,演绎阴阳灾异的学说在历史上亦始终未成为显学,但其自成独立的话语体系、周详透彻的推演证明,皆彰显出董学独特的论证气质和思辨的哲学品格。
最后,其思。余教授将董子的思想体系概括为六方面,并依次点出同学们需要关注的重要内涵。一谓崇天、敬天、畏天,弥补了原始儒家在总体性宇宙结构观念上的不足,展现出汉代人文精神中的恢弘气度;二谓阴阳五行之学,尤其强调出阴阳位处、象数图式对解悟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性;三谓感应论,天人类合而有情有性;四谓纲常建构,触及当今社会人心塌陷的现实,应言三纲未远;五谓时间与历史理念,余教授着重对比了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与西方基督教纪年制的本质区别,指明其背后蕴含的终始循环、生生不已的价值信念,中国文化中“乐感”精神的真正根源;六则谓春秋公羊学的义法辞。
讲述中,余教授不时提醒同学们应以理性思考问题,悉心传授平日读书研究时的心得体会,论及了董学研究与一般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争议。其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场同学认真踊跃地提出诸多问题,包括:为何董子以阳主阴卑而非阴阳平衡来建构学说;董学与儒教有何区别、怎样定位儒家;《黄帝内经》与董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人副天数,与研究《易经》的学习方法;此外尚有,在儒学史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天道与伦理是否构成矛盾,等等。
(通讯稿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