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8日上午，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应邀在哲学所做学术报告，是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成”的主题。此次报告由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本所科研人员及部分研究生参加。
韩教授先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安德森与霍布斯鲍姆学说、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与欧洲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作为民族—国家的古代中国”这四部分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之后重点介绍第五部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的形成”。
韩教授首先通过对“nation”这个词的分析，认为该词本身强调政治共同体，以及对文中采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理由的解释，来介绍“民族—国家”的概念。然后，韩教授对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的理论学说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并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然而其理论缺乏普遍性；霍布斯鲍姆也接受了安德森的观点，但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民族—国家虽是想象出来的，但它不可能是小的民族或小的族类综合起来的，因为在一个大的民族国家里面有一个原型，叫原型民族，原型民族把其它民族给同化了。韩教授对霍布斯鲍姆的如下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大规模的国家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并通过举例加以说明。接下来，韩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与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其基本结构主要包括政治、公共教育和考试、经济、语言、观念、文明结构。韩教授通过对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六个一般特征的介绍，来说明民族—国家并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也不是浪漫的，因为它伴随着战争、革命、屠杀、征服、同化等一系列手段，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同化的结果，没有一个民族发源于所谓的单一民族。紧接着，韩教授探讨了古代中国是否是民族—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还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最后，韩教授进入此次报告的核心，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的形成。第一点，中国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不是构成而是转型，即从传统民族—国家演进为现代民族—国家；第二点，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成不同，有更多的历史负担，由于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型，它具有的政治、公共教育、经济、语言、观念、文明结构，以及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其转型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平和的转型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的结构，中国现在还没能完整转型，因为现代的政治结构跟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利结构是不一样的，传统的权利来源是自上而下的，而现代的权利来源是自下而上的。民族—国家的构成以及中国的转型，在韩教授看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然而最终会完成，完成后会有一个外在的标志：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超民族—国家的联盟）。
报告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韩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一回应。余治平研究员从国家概念和夷夏之辨这两方面对该报告作了简短评论，随后何锡蓉研究员也作了总结：韩教授宏大的讲解，让我们视野宽阔，并受启发，也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起到补充作用，意义深远。在此次学术交流中，大家不仅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成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感受到了韩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