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俞宣孟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
采访时间：2015年1月27日
采访整理：高俊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采访者按：俞宣孟先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兼及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哲学形态比较研究》，承担上海市级课题《本体论研究》。个人专著有：《本体论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为《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文集》主编之一；参与集体项目《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存在主义哲学》。个人译著7部，另有用英语发表的论文及编辑的论集多部。撰写论文数十篇，其中，《Ontology（本体论）与语言问题》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式》及《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一文被译成俄语发表在2007年第5期《哲学问题》上。
一
我1948年生于上海，读中学的时候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就跟随上山下乡的大潮到了苏北的大丰农场，从农场回来后教过书，也在机关待过，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直接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在入校就读后才得知，我是这一届研究生招生中外语成绩的第一名。1982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所以我并没有经历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包括我的外语都是自学的。
我之所以报考哲学专业，主要是因为文革期间几乎没有书看，但是可以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又很喜欢看书，就把这些书籍置于床头，每天晚上都要翻阅一阵子才会睡觉。印象最深的是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读了很久也没读懂，尽管有些段落甚至能背诵。不过对我来说，越是不懂的东西它对我的吸引力就越大，我想总有一天我是能够弄明白它的。
要弄明白我不懂的东西，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学习哲学的过程。1979年我正式进入复旦哲学系攻读外国哲学专业课程，根据老师的指导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读下来，读到近代存在主义哲学，才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海德格尔的哲学家，然而他写在书上的话是我完全不懂的。他使用的术语译成汉语很奇怪，比如，通常译作“存在”的being，在他这里成了“在”或“在者”，又有什么“亲在”（Dasein）这样的术语。国内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介绍评述也没有。我想，我已经读到了外国哲学专业当时最高的学历，对于这样有声望的哲学家居然一点不懂，岂不是耻辱吗？有了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因为困难而生退缩的念头)，就想方设法去找材料，主要是从北京复印了一部分当时已经译成英语的海德格尔著作。经过三、四个月的研读，我初步明白，原来海德格尔哲学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对于传统哲学而言，他的哲学是一次改弦易张，所以，不能用理解传统哲学的方式去理解海德格尔。1982年初，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论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当年就发表在《复旦学报》上。专门研究西方现代哲学的刘放桐老师一直对我很鼓励，他认为我的论文在当时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我就继续努力，在分配到社科院后决定重新深入研究海德格尔，结果就在1986年写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一书。由于当时出版社经营困难，一直拖到1989年底才出版，出版社还害怕滞销亏本，要求我取了现在的书名，而原来的书名只保留为一个副标题。
这部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后来我知道，那年年初台湾也出版了一部取名为《海德格》的书，作者为项退结，是傅伟勋和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种。1993年初，我在费城拜访过傅伟勋先生，一见面他就考问我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了解情况，没谈几句他就说，“你对海德格尔是真懂的，早知道那本专著就请你写了。”后来我才在知道，傅伟勋先生开始研究海德格尔不迟于六十年代，而项退结先生出版这部专著时已经是傅先生在课堂上讲授海德格尔十五年之后了。
从海德格尔入手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看似完全偶然，其实也有原因可寻，这与我凡事喜欢究根问底的性格有点关系。当时是因为看不懂海德格尔哲学，带着探个究竟的想法一头扎进去，等看出了一点名堂，才真正明白，原来一种真正有创见的哲学一定是对传统有所突破的哲学，如果固守自己已知的立场，就不容易接受新的、尤其是有深度的思想。由于海德格尔想得比传统哲学深，通过对他的研究，我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也大大深入了。这个体验使我形成了自己在学问道路上的一个见解，即，求学问历来有博和深两个要求，我侧重的是深。因为博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个人生命是不可能达到的；深指的是当下时代自己从事的这个学术领域达到的深度，相对来说，这是可以达到的，进入深度所需的知识背景就是“博”的范围。我做学问就是这个态度。
二
回想自己在西方哲学、乃至一般的哲学领域里思考过、论说过的问题主要是三点：第一是关于西方哲学一个常用术语的翻译问题，第二是关于西方哲学精髓问题，第三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上对哲学的一般看法。
第一，关于术语问题。有一个术语的翻译对于理解西方哲学关系极大，这个术语即being，过去一向被译成“存在”。中文“存在”的意思指的是时空中实有其事的东西，所以“无”不能“存在”。但是being作为哲学概念可以泛指一切，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仅仅是思想上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称作being，或者换一种说法，只要能在语言中提及的一切都是being，于是，“无”也可以是一种being。西方哲学之所以能作成这样一个超出中国人所谓“万物”的观念，与他们使用的语言的特征有关。Being原来是一个系词，相当于汉语的“是”，是语言中表述任何东西（不管其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格式。汉语中译作“是”或“是者”才可以表达可以想到、可以形诸语言的一切东西，这样就看出了西方关于世界的哲学知识受语言形式的强制，可以在思想上建立起普遍到特殊的等级区分，产生出观念运作时的逻辑的要求，直至现代西方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分析问题。把being译成“是”，西方哲学的上述种种特征才比较能够显示出来。过去，除了极少数学者在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时用过“是”这个译名，占压倒优势流行着的译名是“存在”。1984年我参加一次全国西方现代哲学学术会议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海德格尔关于‘是’的意义问题”（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辑刊》第七辑，人民出版社，1986）会上当即就对“是”这个译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后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经久不息，到2000年左右，有人编选了一部一百万字的论文集，也仅是见诸刊物的部分论文。虽然目前学界还没有全部采用“是”这个译名，但是至少这场讨论已经松动了原来板结的土地，为进一步的理解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第二，关于西方哲学的精髓。中国学界要了解、把握西方哲学，其意义自不必说。但是，历时二千余年，西方哲学学派林立，观点繁杂，真如汪洋大海。中国人要了解西方哲学，总是要从一个一个哲学家的研究开始，到了一定程度也要进行总结概括。我读书的时候发现，许多西方大哲学家都把自己最基本、最重要的哲学观点表达在所谓“本体论”中，西方哲学的分类中“本体论”也被当做哲学的哲学，纯粹原理。但是，流行的教科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本体论是一门关于世界之基本组成物的理论，或者含含糊糊地认为是关于世界本体或本质的学问。其实，这门学问的原文ontology字面上就表明是关于on即being的学问，与“本体”无涉。这里的being即“是者”是思想上形成和把握的关于世界的普遍范畴，这些范畴的组合产生出来的就是第一哲学原理。了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就是把握这部分理论，其他分支都是这个理论的运用，或者是这个理论的延伸和展开，如认识论。为了把握这种形态和特征的西方哲学，只能结合西方哲学的语言表述的特征，依次追索其从古希腊产生的原因、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暴露的问题、从本体论中发展出认识论的必然性、以及最后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达到的典型性。我化了大约十年时间，对以上问题做了思考整理，写成了《本体论研究》。这次出版一点也没有耽搁，1999年四月中旬书稿送出版社，七月初书已上架。
前面两项工作对于学习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同事们也许会有帮助。
第三，以上两项研究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形态及其宗旨有了较深入的了解，随之也对哲学这门学问的理解也有所深入。对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的研究显示，产生和发展在其语言文化背景中的西方哲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文化背景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哲学，中西哲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西方哲学的宗旨是求得有关世界的普遍知识（真理），中国哲学的宗旨在于获得生命的自觉。形态和宗旨的不同导致从事哲学活动的途径的不同，西方哲学为追求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发展出了认识论和逻辑，中国哲学的途径则在于人格修养。以上诸点未见于前人，究其原因，首先是对本体论（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去看而造成）的误解，使西方哲学的特殊形态及其宗旨不能得到准确的揭示；于是，还进一步以西方哲学为一般哲学的标准去整理和勾勒中国哲学，这样势必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面貌；最后又拿依西方哲学勾勒出来的中国哲学去与西方哲学作比较，其去真相之远，可想而知。我在职最后十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除了我自己的研究，也想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于是，策划召开过一些学术会议，与何锡蓉一起编辑的论集《探根寻源》就是这方面工作留下的一个痕迹。
三
让我对自己的工作做一个评价，我最满意的还是在职最后十年的工作，即，围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所做的工作。以往的研究尽管得到过一些奬状，但是那些研究充其量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讲人家家里事。我得出中国哲学在于获得生命的自觉这个结论，这是我自己读书的心得，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开启出许多新的景象，这些新的景象不再是悬空在外的高谈阔论——那是哲学常给人的印象，而都是与自己、社团、乃至国家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举其要而言之，现代社会很注重各种法规法律的建设，法律和法规无论怎样的完整，它期望的秩序总是要通过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贯彻执行才能实现，从制定到执行法律法规，都需要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自觉。人的本质究竟在于个性还是社会性，对这两个不同答案的各执一词在组织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差异极大，且造成了严重的冲突。其实人的本质的个性和社会性，在自觉的生命活动中根本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一种调节，是人能够协调的。中国古代关于生命自觉已经有了许多论述，现在的任务是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所谓新的情况主要是指人类发展到了现代化的阶段运用科学技术所导致的一切积极和消极后果，它们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对能量的开发利用一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制造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种情况都使人类有了自己毁灭自己的可能。唤醒和提高生命的自觉性将有助于人类克服生活所面临的挑战，建设起未来更加合理的生活。为此，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例如，如何根据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对生命现象作哲学的描述？怎样从生命自觉的高度评述现代社会各种景象？中国古代对于生命自觉有过哪些论述？把争取生命自觉看做中国哲学的宗旨，那么如何看待西方哲学？或者是否有端倪说，生命自觉也应当是西方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问题有很多，但是我已经年迈，把问题提在这里，也许有人会做下去。
俞宣孟
20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