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开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李景源研究员认为，学术界和政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这很正常。但是，我们的研究，应更加重视从两方面的结合来进行阐述，也就是说，思想史与社会史要相结合。在讨论和研究党的指导思想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时，也一定要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李景源研究员提出了在研究中应注意的两个方法：一是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结合；二是经典文本与非经典文本的结合。
李景源研究员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有识之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接受，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产生的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通过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实现的。他说，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可以看出一条很明显的线索：就是从明清、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很多有志之士实际上已经对儒学、传统宋明理学展开了批判。到20世纪初，宗教救国的主张逐渐明显。与这种思潮相适应，哲学界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的主张，期望以哲学理念来解决宗教救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梁启超到李大钊，他们都是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进程中，史学革命，也就是历史观的革命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思想基础。
李景源研究员着重讲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运用，以及他们如何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李指出，毛泽东关于“民众”的提法，成为他历史观转变的起点，这个转变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后来毛的唯物史观逐渐成熟并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他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谁解决了土地的问题，谁就解决了农民的问题，谁就得到了农民。这个进程伴随着同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就是他结合中国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灵活运用。毛泽东是从社会下层入手，从农民入手，运用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对社会结构关系进行整合，才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的转变；而蒋介石则相反。后来统一战线的政策实际上也是群众史观的具体化。
李景源研究员还分析了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包括批评“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提“实事求是”等等，认为这都是运用唯物史观思想方法的结果。他还着重指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不仅要研究《邓小平文选》三卷，还应当结合邓小平年谱，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他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发展进程。
最后，李景源研究员强调并不能仅从认识论角度来认识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应该与唯物史观的发展是一条线。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目前逐渐被边缘化，也有其自身原因，就是固步自封，仅从原理到原理、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脱离了实际，即脱离了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定要注重理论创新。
之后，哲学所和我院邓中心的部分学者与李景源研究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关于实事求是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问题，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解问题，等等，大家各自发表了意见。双方表示愿意今后多开展这样的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