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诠释学吗？
——记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在哲学所的学术演讲
3月30日，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来到我所进行学术交流。
顾彬教授1945年出生于德国策勒（Celle）；1966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年到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论文已译成汉语出版，题为《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5年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教授。顾彬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汉学研究，是德国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主编《袖珍汉学》，主持多卷本的《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在编写九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此次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顾彬教授主要就中国哲学中是否存在诠释学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的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诠释学。他首先提出中西比较研究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即每当谈到西方文化历史上的一种现象时，总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其实二者间往往是有很大差别的。关于诠释学问题即是一个例子，现在国际上很多学者都认为可以在中国哲学中找到诠释学，他自己的相反观点不仅在美国学界遭到反对，甚至在香港还遭到拍桌子斥责，因为那里正在成立一个关于中国诠释学的学术团体。
顾彬教授的论证从回顾诠释学的历史开始。欧洲的诠释学始于1654年，那一年，Johann Konrad Dannhauer 写了一部《神圣诠释学：解释圣经的方法》的书，这个名称含指还有世俗诠释学。施累尔马赫（1768-1834）则提出“一般诠释学”以打破二者的区别。事实上，Georg Friedrich Meier 在更早的时候（1757）写过一本《展望一般的解释理论》，其中已经提出了普遍的诠释学的原理。诠释学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是在1960年代的迦达默，成了一门解释文本的学问。当美国的汉学家说中国有诠释学的时候，是不考虑这个背景的。
与诠释学有关的是，西方人对于理解、解释的态度是悲观的，他们认为要得到全面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理解总是有局限的。施累尔马赫把了解当成是一门艺术。相比之下，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对解释、理解的态度则是乐观的。（言下之意，理解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欧洲人认为了解之难，所以有人认为自己的问题要通过他人、异者去解决；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把上述态度讥为了解狂，太想了解别人了，所以，他们主张对误解采取宽容态度，认为偏见和成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历史，所以总是有成见。
要了解诠释学还需了解诠释学在西方是与当前文化的危机相关的。诠释学要恢复事情原先的样子，通过在伦理、音乐、美术中的追求，失去了中心的感觉，这是西方内在危机的暴露。说中国有诠释学，那么，中国遭遇到了这样的危机吗？至少在五四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历史上遇到的挑战都是具体的，如蒙古人的入侵、佛教的传入。在这些挑战中，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顾彬教授还认为，欧洲文化中有此岸和彼岸之分，这对于了解诠释学也是重要的。Hermes（信使，hermeneutics即诠释学一词即从hermes 而来）就是要把彼岸的消息带到此岸来。所以希腊哲学以对话始。人之为人在于说话，只有在别人前，才能说情自己是谁。欧洲人因此很重视语言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不一定重视语言的地位，有所谓“言不尽意”之说，沉默中也能有所觉悟。中国人走了解的思想道路不一定很辛苦，西方人却很辛苦，但辛苦不一定有结果。而如果了解了全部，那么生活也就完了。
由于有此岸和彼岸的划分，诠释学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人神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中，人民大众是不容许直接阅读圣经的，大多数人也不识字，所以路德宗教改革时主张办学校，鼓励人民自己读圣经。但即便如此，要真正把握圣经原意还是不容易，因为在现在各种文本的圣经之前，最初的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后来又有希腊文的，对照各种版本的圣经，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有了解释圣经的需要。Hermeneutics 这个词的原意有表达、揭示、翻译以让人了解的意思。但是中国有这种神圣诠释学吗？孔子是不谈神的。中国有甲骨文，有巫术，但是都是世俗的。当然，欧洲18世纪的诠释学也世俗化了。有人说在孟子那里有诠释学。但是欧洲人的诠释学是降低圣经的权威，不论是在哲学中还是在文学中都如此。中国如果有诠释学，那也只会巩固经典的地位，在西方，诠释学则是削弱传统、巩固邪教的。乃至于法国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致了解的文本。
顾彬教授还指出，西方的诠释学有体系、有方法，这也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中国学者不以为“看”的方法会有什么问题。有人以为朱熹关于读书的方法是诠释学的，然而朱熹的读书方法主张把自己重叠到他者上去，这在欧洲人看来是很成问题的。
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大讨论。讨论中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就自己所研究的相关领域中的问题与顾彬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哲学所的俞宣孟先生认为，我们现在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习惯于找同，当发现西方哲学有什么，就在我们的哲学中寻找出同样或类似的东西，但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对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别人，能否真正理解别人是成问题的；我们应当多研究中西哲学中的不同点，这样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赞成顾彬先生的研究问题的方法的。就顾彬教授所认为的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诠释学这一问题，何锡蓉研究员提出，中国的古文经学与西方的诠释学应有异曲同工之妙。顾彬教授解释说，西方的诠释学是从宗教开始的，即从诠释《圣经》开始。你可以把中国的古文经学理解为诠释学，但这和西方的是大大不同的——西方的诠释学可以否定一切，包括《圣经》和上帝，但中国的诠释学则不可能否定孔子，只是通过各种角度来论证孔子理论的合理性。马迅先生则对顾彬先生的观点作了一个形而上学方面的补充说明，他认为，解释活动是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不能称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诠释的对象与欧洲人要诠释的对象是不同的。欧洲人文化中有一个超验的对象，由此引发了解释的种种困难，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这种超验的对象，所以显得直白。方松华研究员问顾彬教授他认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多，还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多？顾彬教授认为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无疑是非常多的，但西方人也很了解中国，只是这种了解更多的集中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对近现代了解甚少。
这次学术交流是颇有深度的，对于对话双方都是有益的。对我所的科研人员来说，一方面加深了对西方哲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了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关注点，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发展我们的传统哲学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本所正处于筹建中的“中德思想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筹备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而且还将有助于我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一特色学科工作的具体开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张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