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佛教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特征。
一、平民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主要在社会上层发展，借助朝廷和官方佛教确实得到了发展。但问题在于，帝王能兴佛，也能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事件，将以依托帝王之力而兴起的都市佛教在极短的时间内加以消灭。灭佛事件使传播者们认识到，佛教的巩固与发展，仅仅依靠朝廷是不够的，并且风险也大，佛教的深入民间，应由深具信仰的普通百姓来做。
佛教平民化主要有以下表现：1.《法华经》译出后，抄写经文的形式始在民间广泛流行。在纸张及印刷术不发达的古代，抄经对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2. 南北朝时期还形成了适合平民化的佛教宗派——净土宗。净土宗大行是在北魏昙鸾之后。他在北方弘法，声望远被江左，梁武帝尊之为“鸾菩萨”；他行医传教，名满魏都，受到广大平民的归依与拥戴。此后，该宗一直盛行不衰。3. 大行于唐代及宋时的俗讲，是佛教平民化的又一见证。它通过转读（咏经）、梵呗（歌赞）间杂以故事、譬喻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下层群众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思想，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深受人们欢迎。它通过转读（咏经）、梵呗（歌赞）间杂以故事、譬喻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下层群众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思想，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深受人们欢迎。俗讲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存续了大约500年时间。4. 唐季朝廷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的情形表现了一般平民信仰的盛况。苏鹗《杜阳杂编》有如是记载：“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仕女瞻礼，僧徒道从。……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齿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复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
二、禅观实践。佛教的根本在于实践，没有修行实践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克实而论，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天台宗。该宗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观双美，足堪大任。也许有人会问，天台宗既然最能代表中国佛教，为什么其影响反而不如禅宗、净土宗呢？这有内、外因两个方面。缺乏大师级的继承者与止观修习之式微，是天台宗失去执掌中国佛教牛耳的两大内在原因。天台落后于禅、净二宗的外因主要也有两个：一是随着隋王朝的灭亡，宗派因失去统治者的外护而势力大衰，虽未遭唐王朝明显的压迫，但忌讳是难免的，如唐高祖支持三论宗，太宗优礼法相宗，华严受武则天奖掖，密教深受唐玄宗青睐等，然而很少有对天台宗的关照。二是自从“安史之乱”、“会昌法难”之后，教籍散佚严重，宋代遵式所谓“山门教卷，自唐季多流外国，或尚存目录，而莫见其文，学者思之，渺隔沧海”云云，即指此也。后教籍东归，但于止观方面已失却导师，因而原先优势尽失，令人扼腕。
正当教下诸宗衰象纷呈之际，禅宗以“不立文字”之态、独立山林之品格及行禅开悟为第一要务，农禅并重，自谋衣食，得以先声夺人，在百二年间脱颖而出，将其他宗派远远摔在后面，以与净土宗的不同形态，平分秋色。近代太虚大师所谓“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之说，有一半是就此而言，另一半则是针对天台、华严这两个中国独创性最为明显的宗派的源泉皆由禅法发其端而说的，并非完全指禅宗而论。这一点是当今学术界所未曾注意到的。从禅宗的整个发展史来看，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不依附权贵而求得发展的路线，该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其内在的本因即在于此。而唐末武宗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从另一角度说，则是为禅宗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与选择。
三、圆融精神。圆融的本意是，圆满融通，没有障碍。作为方法，则是指一切事物皆能保持其原有性质，又能交互融摄，而无矛盾冲突。从总体上说，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佛教初传中土时，针对与儒、道本土文化之抵触，以方便的手段融摄之，从而逐步适应中国文化。首先，是采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流传的手法。如早期翻译佛经时，往往依托与之相近的老庄思想，以期得解，因而借用道家词汇，以“道”字解释“菩提”，以玄学概念“无”表示“空”等，这就是所谓的“格义”手法。其次，是对原先教义中的某些比较“出格”的东西加以扬弃，以适合本土文化的需要。这里取《维摩诘经》的翻译为例子，其中第七品说到菩萨观看众生时，用了一长串夸张的比喻，在“如空中鸟迹，如石女儿”这一段内容里，原来还有一个比喻：“如阉人的性器官能勃起”，支谦将此改译为“如昆虫之根，是自然之馈赠”。而鸠摩罗什的译本则干脆删除了这一短句，直至唐代玄奘时，才隐晦地全文译出“妒半择迦，根有势用”。这是译者考虑到这个比喻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合而作了删改。还有一点是，佛教中有关“沙门不敬王者”、接受父母礼拜等习俗问题，因与中华传统的忠君思想、孝亲观念相悖，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高僧能审时度势，适时地作出让步，以缓和与帝王的干系，他如为调解出家制度与孝亲观念的冲突的《父母恩重经》之类的伪经的出现，等等。从中不难看出，具有异域文化色彩的佛教为在中国扎根、生存与发展，在方便适应方面所作的努力。
２.在佛教被本土化的同时，佛教也反过来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与改造。此类现象甚多，像以佛教教义解诠儒家经典《易经》、借用道行般若之旨以阐述《庄子·逍遥游》之类。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创立像天台、华严、禅宗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就天台与华严来说，虽然二宗之教义也像其他宗派一样，依据印度穿来的经论，但又不是直接以印度的佛学系统成立的，而相对具有独立性。
３.圆融精神的又一体现，是在佛教内部各宗派之间。例如隋唐时期，各宗派相继崛起之后，相互之间屡有问难，是此非彼，有时甚至极力攻讦，势同水火，像唯识宗之非难天台宗义、禅宗与天台的法统之争、三阶教与净土宗的互相揭短等等。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形是，各宗派在基于本宗立场的同时，又有相互取资，充实发展各自的思想体系的举措。
禅宗与净土宗的融会，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彼此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几乎贯穿整个华夏佛教的历史。自宋代永明延寿倡导“禅净合流”之后，两宗你中有我，我宗有你，难分彼此，其影响之大，足以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圆融精神，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一贯作风，佛教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运用，只是相对来说在中土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发扬。此与中华民族具有包融万物的博大胸襟有关，从而使这一精神成为中国佛教持久不灭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