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研究员认为在当今社会“劳动”似乎已经是一个过时、落伍的字眼，但是，在1950、60年代的中国大陆，“劳动”却是一个十分光荣、近乎神圣的词汇。为什么在不同时代里形成如此大的反差？而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劳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物质财富被最大程度地积聚之后，我们能不能取消劳动？
余研究员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关于“劳动”的概念与观念
余研究员对劳动的词源学进行了考察。他从古汉语、现代汉语、日文平假名、英语以及德文等语境中剖析了“劳动”一词的含义。根据汉语《辞海》的解释，“劳动”一词，主要指人们改变劳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力的支出或使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根据目前人们所形成的共识，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
但遗憾的是，现在多数中国人已把劳动理解为一种体力活，即劳力、劳务、劳役。劳动似乎只与一些体力性的、肮脏的职业有关，甚至，劳动就是苦和累的代名词。关于劳动或工作，时下还有一个十分盛行但却肯定错误的观念：今天我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明天不再工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不工作了；取消了劳动，我们就能很自在地活着。这里，劳动并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更不是一种快乐享受，毋宁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为之的生存手段及由此而产生的怨恨对象。
为什么人们愿意如此强烈地憧憬没有劳动负担的生活呢？自进化成人类以来，劳动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就被我们在主观上所抛弃呢？
二、劳动的异化
余治平研究员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劳动的巨大怨恨直接起源于劳动对象、劳动结果及劳动活动自身的被异化。研究异化劳动是工业社会条件下，探寻人的全面解放的必由路径。早在现代社会于西方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预见到工业、现代化大生产将直接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异化劳动的出现，进而对分工、私有制、异化劳动等现代性价值观与政治、经济制度做出了认真而严肃的反思。在著名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作了广泛而鞭辟入里的分析。
他在详细分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之后，总结道：
劳动原本应该是一种只属于人的“类的生活”样态，或者，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但现代化大生产却把这种“类的生活”样态或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变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让人不再成其为人，而只能成为纯粹动物性的存在体。因为人把自己的生活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降格为一种维持生计的工具，进而游离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规定。这无疑是人性本质的一种巨大的、残酷的蜕变。手段、工具的价值永远是暂时的、有限的，而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却不可能因为手段、工具的暂时性与失效而被取消。人的类特性应该高于、超越于生活的手段与工具。只要人类还在延续，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就一定伴随着人自身。人永远是一种类的存在物，只有在人本身的生活与人的生产生活对象高度统一的劳动实践中，人的类的生活才有了真正开始。
三、权利、兴趣与自由劳动
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似乎成为人们每日不得不做的事情，是一种维持生存的必须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义务，但这仅仅是人类漫长劳动史所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自我异化扬弃的时代，劳动似乎更多地被理解成一种与人自身个性、特质、创造力相统一的存在活动。于是，劳动的全部含义不能仅归结于一种义务、必须、不得不的层面，同时，更应该包括一种权利、兴趣、享受乃至幸福和愉快，即一种源于自身存在本能的内在需要，属于人类的自由创造活动。
于是，在人类学意义上，劳动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权利，没有劳动或者不让我劳动，是对个体生存权的侵犯与剥夺。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Arbeitlos），即失业，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要求一份职位，因为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就业机会和职业岗位。
支撑劳动行为的最根本因素应该是兴趣。兴趣的有无、兴趣的大小决定着劳动成绩的好坏与工作质量的高低。实际上，对于任何人来说，最理想的工作并不一定是赚钱最多或者最热门、最抢手的差事，而应该是自己最感兴趣的活动。惟有真正的兴趣才能够始终支撑一个人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于是，也可以把兴趣理解为事业成功最强劲的动力。
只有当劳动与兴趣、爱好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只有当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时候，潜藏在每个人身体内部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涌现和发挥出来。而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面向人自身的“自由的活动”。
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异化劳动违背了人的本性。在异化劳动的时代里，其实我们更应该敬佩那些能够为了自己兴趣和爱好、矢志不移地奉献毕生经历的人们，即便他们一贫如洗，即便他们无业无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为自由劳动开辟了广阔的可能空间。而劳动权利、劳动兴趣的形成又与对劳动的尊重、现实的劳动态度密不可分。在任何一个良性的社会机制里，劳动始终都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尊重劳动就是尊重人自身，就是对人之为人本质的维护与坚持。
只有在尊重劳动的精神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怀着一份诚敬、感激的心情去劳动、工作和生活。依赖于这样的劳动态度，一个和谐、有序、健康向上而又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社会的确立与建构才是可能的。
四、劳动不可能被取消
现代性价值观始终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利用工具、一种谋生手段，这显然对劳动神圣性的极大亵渎。实质性的问题更在于：我们的生活并不以挣钱为最高圭皋。惟有幸福（happiness，das Glück，或“乐”）才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目的。当工作的时间、节奏、辛苦指数突破一定承受度的时候，人们就不可能产生幸福的感觉。劳动与忙碌之间、忙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
只有建立在科学的、正确的劳动观基础之上的劳动，幸福才能够跟随在劳动之后而出现。如果只把劳动与财富积累相联系，在它们之间划等号，说明还没有把握人类劳动历史的真谛。无论在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的生产活动中，正确的劳动观应该首先把劳动与生活相连接，理解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也就理解了劳动实践，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促使劳动与幸福相伴随。
愉快的劳动必然能够在劳作、劳累与创造、幸福之间发现有机的张力，它不可能偏向于任何一种极度状态。
劳动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不可能告别劳动，就如同我们永远不可能走出自己的皮肤。人的真正本质只在于他始终劳动着，具有实践性质的劳动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正是在劳动中，人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属性，人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劳动史，“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
人类既有可能被繁重的工作所累死，也有可能在无所事事、荒废光阴的清闲中郁闷而死。不劳动，不快乐，过度劳动当然也不可能快乐。快乐永远是在劳动过程中呈现的。唯有工作本身才是我们必须工作的理由。人类进入劳动本身的过程就是呈现自己、是其所是的过程。
五、艺术和手工艺运动：关于劳动的一种后现代维度
人生幸福并不只等同于财富的积聚或物欲的满足。通过社会化、体制化，而获得的财富分配，往往并不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快乐。幸福一定蕴藏在人们劳动、实践、工作、活动、交往的过程之中。劳动既使人有所事事，也使幸福成为可能。劳动不一定马上就获得幸福，但不劳动一定不可能拥有幸福。在终极意义上，劳动、幸福、兴趣应该是统一的。一个鼓励劳动尤其是鼓励与人生志趣相结合的劳动的社会，才是一个创新的社会、活力的社会。
后现代主义思想要求人们应该以直接的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关注劳动、家园、艺术、自然、乡土文化以及个人在各种复杂关系中的展露。于是，手工工艺劳动、前现代式的原始生产在后现代社会里获得大力推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被称之为“艺术和手工艺运动”首先在英国掀起，然后又波及欧洲大陆、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艺术和手工艺运动把人们更多地带回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人们在那里的确能够找回一种感觉，即一种与自然零距离的亲近与友好，一种被现代性打散了的有机感、完整感与人性感。然而，毕竟现代社会生活已经不可能完全依赖于传统手工艺劳动。当今社会及未来世界，机器化大生产仍是不可回避的主流。对于异化劳动，问题应该是怎样超越，而不能是一味倒退到前现代。现代性无法让我们满意，同样，前现代的传统主义也不可能切合我们的现实生存，被后现代主义所鼓噪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
工作并快乐着，通过劳动而获得幸福，是人生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人本身的存在才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人类是怎样在生产活动中被异化的，还必须怎样从生产活动中寻求自己的解放。惟有劳动自身才是人类自由的最终出路。试图消灭劳动或者通过纯粹的享受与安乐而达到人自身的解放、获得人之为人的本质永远是违背人性的幻想。马克思说，“人的生产”应该是“全面的”。不同于动物的那种在纯粹肉欲支配下的生产活动，人的劳动实践不仅可以生产出整个自然界，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去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劳动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属于人自身的自由劳动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