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本之不可比
她认为，过去的中西哲学比较，无非是对两种哲学的相同性或相异性进行辨认和比较。从相同性的比较来看，学者们往往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为标准，用这种哲学的术语、规范和方法去诠释、翻译或重写他们本土文化的经典，具体到中国哲学来说，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模式，寻找中国哲学中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因素。这样做的结果是依傍和比附，是把自己本土的哲学依附于西方哲学。从19世纪末以来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期里，中国哲学的建构基本采取的是这一路向。
比较相同性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不可比”，因为比较的结果是比附，是歪曲，是误读，或者说是“同化”，是“削足适履”。那么，比较“相异性”如何呢？
对“相异性”的比较尽管一直伴随着质疑“相同性”的比较而进行，但是，较为集中的比较相异性则是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10来年中。对中西两种哲学的相异性进行比较研究，首先从是论（ontology）获得突破。“是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精髓或核心内容，是纯粹哲学或第一原理，是具有绝对普遍意义、终极目的和运用逻辑方法构成的范畴体系。通过对“是论”特点的认清，再对照中国哲学，学者们发现，中国哲学史上根本没有像“是论”这样一个超验的纯粹概念领域，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方法。
我们一直在做的比较，其实都是在中西哲学的文本间进行，而文本只是不同民族从事哲学活动方式的一个结果。由于活动方式的不同，其文本的差距非常之大，甚至大到不可比的地步。比如中西语言差异的问题，很多例证都证明了两种语言的不可通约性。还有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直接影响到了判断方法的差异。更根本是哲学形态的异质性问题。我们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无论是比较同还是异，一般都是从文本中寻找，但我们发现，西方文本讲述的都是知识，西方哲学追求的也是普遍知识。中国哲学中虽然不能说没有知识，但学者们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评论是有关价值、境界、体悟、人生意义等等。
无论从相同性和相异性的比较来看，我们都得出了不可比这个结论。
2.如何进行比较
那么，面对不可比，该怎么办？事实上，提出“比较哲学是否可能”，就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样，基本上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怎样争论，也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实际上，比较哲学一直在中西之间进行。当然，一直在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比较的方法没有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比较的问题，否则，比较就至多还是停留在“中是中，西是西”的分辨上而无法会通两者，从而阻碍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提出的一个思考是：跳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峙，超越文本之间的比较，回到哲学的源头，力图建立起对中西哲学一致的说明，这就是会通。但怎样来找到二者的相通之处呢？中西两种哲学呈现的异质性使我们看到了两者的不可比，既不可比，也就无法会通，因为会通不是一方汇入另一方，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中西方的哲学呈现的不同样式其实只是中西方人从事哲学活动的结果，那么，从同是从事哲学活动这点看，两者具有共同性。这样的比较是可以做的，即从共同性着眼，去看看他们各自在哪里分了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深入到从事哲学的方式上去比较，才能找到差异的源出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化不可比为可比的。
不是比较文本而是比较从事哲学的方式，首先要明白，作为一种文本的哲学只是人们从事哲学活动的结果，不同的哲学文本实际上是从事哲学的不同方式的体现。因为文本哲学所反映的是观念思想的理论，它出自于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法，反过来又指引着我们从事哲学。而人的生存活动应当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不同的追求方式造就出不同形态的哲学。但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比较结果，而是顺着结果往上推，深入到从事哲学的活动中去比较，看看不同的民族是怎么来从事哲学的。这就是改变了提问的方式，不是从定义出发去问“哲学是什么”而是从事实出发来看“哲学是怎么回事？”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去纠缠于所谓合法性问题，而是从事实出发，即肯定历史上中西方哲学都是一种现成的哲学形态，或者说世界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哲学形态，继而去深究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
既然从事哲学的方式各不相同，那么，怎样来理解他们做的都是“哲学”呢？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哲学”。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西方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不同，但就哲学的意义，或者说，就区别于其他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哲学活动”这个项目来说，中西是有相同处的。我们承认，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它决不是凭空而生，而一定是人从其生存结构中创造出来的，是人对其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事所做出最终的追问，是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反思。从人的生存结构来说，不论那个民族都应当是相同的，这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可能各个民族表达所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如海德格尔用了“Being-in-the-world”（人生在世），即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庄子用了“彼－我”关系，既是指人与人，也是指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有人用“生活世界”，“生存结构”等等。哲学就是人追问和思考这个结构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哲学不仅要说明我们所知的一切的最终根源，还要说明为什么同一个世界中的人生现象会表现得完全不同，甚至会出现不同的世界模式、不同的世界面貌。简单地说，哲学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我们比较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发现不同生存方式具有相同的结构，从同一个生存结构描述各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从不同的生存方式去解说不同的哲学形态。
如此深入到中西从事哲学的不同方式，从源头上探求中西哲学的方法，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对于开展中西哲学在新时期的会通，对于哲学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3.哲学观念的创新
哲学如何创新？如果说，中国的哲学只能是在中西比较中发展，或者说，今后的哲学实际上只能是比较哲学，那么，比较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说，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哲学的写作，主要是依傍着西方哲学进行的，并且在很长时间都把依傍作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最近10多年来，人们已经看到这种依傍所写出的哲学史，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原貌。并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认识到我们不仅不该依傍，而且不能依傍，因为西方哲学不仅在文本上，更在从事哲学的方式上完全不同于中国。同时我们还看到，不光是中国，所有西方以外的民族都碰到了与中国相似的问题，即，判断哲学的标准问题。与前段时间中国学界的讨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样，他们也面临自己民族本来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即使在西方，他们也在反思传统，批评和反叛传统的哲学方式，从语言学转向到诠释学，从解构主义到相对主义，走的都是反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道路。而我们依傍的却恰恰是西方的传统哲学，这就更成为我们不能依傍的理由。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的当代哲学也在研究中国哲学中发现有助于其哲学创新的价值，并力图为哲学的发展找到适合的方向。中国传统哲学所表现出的那种注重于追求得道的境界，注重修身养性的方法，以及注重成人成己的活动等等特质，更能体现哲学的精神，或者说，它更守住了哲学的源头。西方学者已在反思他们的传统，强调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回到生活世界之时，作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难道不应当更加重视我们的哲学传统和价值，注重于建立在中国文化根基上的哲学创新吗？
在中西比较中，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比较发现了差异，再通过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否定了关于哲学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两种选择，而是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这就跨越了哲学传统的观念、文本和理性前提的比较，从而追溯到差异产生的源头，即各自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从事哲学的方式。这样的比较，不仅仅是比较方法上的创新，或许从中可以催生新的哲学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哲学不过是人通过对自身生存活动的反思，提高对人生意义的自觉性。那么，中国传统中原本纳不进西方“哲学”的那些内容，诸如反省、修身、体悟等，当然应当进入哲学的殿堂，而能够催发哲学观念更新的比较研究本身当然也是哲学。以这样的新哲学观来从事中西哲学比较，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民族的哲学“学统”，从而为建设与传统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一种方法或方向。
报告结束后，何锡蓉研究员回答了与会科研人员的提问并与他们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