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kins博士在报告会开始首先提出了几个问题：欧洲近代早期的哲学家为什么很少思考异文化（other cultures）？对“人”性如此感兴趣的笛卡尔怎么会不关注人类的多样性？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又为什么对非欧洲的经验无动于衷？
他认为，近代欧洲哲学家对异文化不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也不是因为什么种族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而是源于当时思想家自身的一种认识上的张力（epistemological tensions），并且这种张力在西方至今犹存。
在Perkins博士看来，有两种观念需要加以考虑。第一种是“自然神学”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启示神学”相对，认为人无需启示，通过自己的反思和经验就可获得有关上帝和世界的知识。自然神学的概念起源于古典世界，在中世纪晚期经伊斯兰和希腊的哲学家提炼后从西班牙进入欧洲，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达到其最清晰的形式。自然神学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它承认处于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都能够发展伦理学、科学和神学的某些原则。其二，这一概念为欧洲近代哲学的产生开拓了空间，因为借助自然神学的观念,人无需信仰和启示，只要凭借自己的思考就可寻求到真理。笛卡尔把自己最著名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录》就叫做“自然神学”的著作。
第二种解释异文化的模式是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都被平等地局限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蒙田就持这种怀疑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像“野蛮人”这种词汇只是反映了文化的相对性，所有文化大体上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评价文化优劣的客观标准。
17世纪欧洲的大多数哲学家把这两种立场结合起来，论证有些主张只是文化的，有局限的（这一点跟随的是与蒙田一样的怀疑论的传统）；而另一些观点则是普遍的且可以为所有人发现的（这一点继承的是自然神学的传统）。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在笛卡尔那里表现得最清楚。笛卡尔认为，区分正确与错误的良好的判断能力，即良知或理性在所有人那里是天然等同的。因此，我们观点的多样性不是因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通情达理（reasonable）而是由于思路不同且没有关注同样的事情造成的。同时，笛卡尔又说：“通过旅行，我认识到那些与我们持相反观点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野蛮人，而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多或者更多地运用了理性。我也想，拥有相同心智的同样的人如果从小在法国或德国长大怎么就与在中国或食人者当中长大其发展就会不同？甚至十年前我们所喜欢的，或许会在十年中能一直取悦于我们服装样式，怎么现在却让我们感到夸张和可笑？因而，那只是风俗和范例在作用于我们，而不是某种确定的知识。”由此我们看到笛卡尔认为文化平等并对文化的多样性持宽容态度，尽管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文化和风俗的多样性证明了我们不能依靠文化与习惯追寻真理。笛卡尔把文化的多样性与怀疑主义联系在一起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怀疑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或许能够说明我们应该对异域文化持宽容态度，但并不能证明我们对异域文化怀有持续兴趣具有合理性。二、如果存在真理，那它必定在文化的有限性之外找到。笛卡尔相信知识的源泉（a source of knowledge）不会存在于文化的偶然性之中，他把“习惯和范例”与“确定性的知识”对立了起来，他选择的路线是理性和反思。笛卡尔认为文化是地方性的、不完善的和未被证实的。各种文化尽管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性并不能就导致文化交流，因为文化固有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流没有任何价值。学习异文化的唯一益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身文化的有限性。而在理性和反思的层面，人们拥有同等的能力，无需学习异文化。真理的发现依靠的是我们个体的反思，确切的说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这就反映了笛卡尔立场的两个方面，即对他所拥有文化的怀疑和对自然神学的确信。
在Perkins博士看来，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一样非常清楚地把“文化的偏见”和“真实的知识”区分开来，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通达宗教或哲学的真正核心。他借助几何学澄清他的哲学问题。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最好的哲学，但我知道我理解真正的哲学（the true philosophy），如果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一点的，我会这样回答你：我了解这一点与你知道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等于两个直角的方式是相同的…因为真理就是它自身的指针，谬误也一样”。
Perkins接着陈述了洛克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洛克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而不只是反思和理性。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文化普遍性不同，洛克非常重视来自其他文化的经验证据。洛克没有采取完全的怀疑主义态度，因为洛克的论证背后有对宽容的关切。
Perkins博士认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都主张文化的宽容和人类的平等，然而与今天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只是承认抽象的文化平等，对西方以外的异文化并没有真正感兴趣。从怀疑的方面来讲，所有的文化都同样证实了人的弱点，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无需学习其他文化了。另一方面，如果通达真理的理性方法具有普遍性，那也不需要借鉴其他文化。在Perkins博士看来，从根本上讲，问题在于把理性和文化进行了绝对的二分。如果没有文化限制的情况下，理性也能够运作，那么获得真理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借助理性，也就无需哲学比较或者文化交流了。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否定有这类纯粹的理性作为回应，但是如果除了建构文化之外，不把理性当回事儿，那么我们又会陷入文化的相对主义。失却了理性，也就无法学习其他文化了。因此，为了证明文化交流的合理性，理性和文化既不能绝对的分离也不能绝对的同一。通过对比较哲学的思考，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楚地觉察到这些困难。在比较哲学当中，我们面对着“同”和“异”之间存在着的张力。没有同，就不能进入其他哲学；没有异，我们就什么也学不到。面对两难处境，Perkins博士认为，我们应该尽力寻找平衡点，坚持有些东西是共同的普遍的，而有些是不同的相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笛卡尔的立场。
报告的最后部分，Perkins博士着重分析了莱布尼兹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认为莱布尼兹的观点可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帮助。莱布尼兹不同于近代同时期的哲学家，他有着非常大的向异文化学习的兴致。认为，每一个单子（every monad, every mind)都存在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因为视角不同，每一个单子至少有一个些微不同的关于世界的观点，并且允许甚至要求观点间存在差异。同时，每个单子是关于相同事物的一个视角，因此就提供了一个根本的评价标准。莱布尼兹的隐喻十分概括，但却暗示了不同的单子间没有任何相同的东西，然而每个事物都有某种共同的基础。我们能把这一隐喻延伸至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斯宾诺沙和笛卡尔倾向于通过沉思把每个重要的东西看作是共同的与可以获得的，正像斯宾诺莎所说的，“我们无需到其他文化中去寻找真理，因为真理通过其自身就可以知道，无需通过比较。”另一些人就像蒙田把文化差异看作是一种无意义的多样性，唯一的用途就是助长怀疑主义或满足人们的无聊的好奇。对于莱布尼兹来说，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心灵（单子）对同一个宇宙有不同的且互补的观点，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被假定是纯粹普遍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无意义的。知识的进步必定在于把各种观点汇总到一起，这样所有心灵表达一个共同的世界就成为可能。
莱布尼兹区分了理性和经验，理性以上帝为基础，经验以世界为基础，但理性和经验必定共存于一个单一的意识当中。意识的这种单一性意味着理性总是制约着经验，经验也总是制约着理性。对莱布尼兹来说，意识表明了经验和理性的融合，在经验中建立理性，而理性在经验中得到具体化。后一点对文化交流来说至关重要。
莱布尼兹认为，我们的知识依赖符号(signs)。通过强调对符号的依赖性，为“语言限制理性的应用”这一主张奠定了基础。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符号系统，通过文化交流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符号系统和理性能力。莱布尼兹认为汉语的特征是表意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这一点在韩国和日本得到理解。汉语的这种特征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显示了理性对语言和文化的依赖性。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在表达世界的某些方面可能更清晰，但所有的文化都会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达到一个纯粹的文化真理。但文化的强弱互补确实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比较哲学的发展。
报告结束后，Perkins博士回答了提问并与哲学所部分科研人员就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