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5月15日上午，按照既定安排，李元博士在本所作了题为《加缪的“荒谬”概念》学术报告。李元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期间专攻加缪哲学，今年四月她的博士论文《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李元博士首先从加缪哲学的背景——法国现象学运动谈起。她认为，法国现象学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正确理解胡塞尔、缺乏理论基础和功底。李元博士说：“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国人以自己独特的角度接受现象学，以前没有任何学说像它那样严肃对待现象中的显现。法国现象学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现象学当作具有浓厚具体现实内蕴的科学来展开和运用。因此，法国现象学研究带有自己独特的色彩。”李元博士认为，德国现象学没落之时，在法国却找到了它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法国现象学在这个时期在实践“还原”、“意向性”、“构成”的过程中，不断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立下的未言明的指示出发打开一条道路：伦理、面貌、诠释学、书写、不在场、不可见、无名、肉体、自我-影响等，这不能不说是法国现象学者的贡献。”她认为，法国现象学不仅仅接受德国现象学在方法上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这种思想的精神启迪，为自己的生命服务。这是法国现象学最突出的特点。
接着，李元博士从加缪与萨特哲学的比较中介绍了加谬“荒谬”思想的独特之处。一般认为加缪与萨特都关注“荒谬”问题，都是存在主义者。李博士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她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引发的误解与加缪的两部代表性作品特别相关：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和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1943年）。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1943年）的副标题是“论荒谬”，讨论的是荒谬问题。加缪自己曾表示，作品要表现的主题就是“面对荒谬的赤裸裸的人”。而同一时期的萨特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戏剧里也同样描写了人的荒谬生存状态。萨特在《恶心》（1938年）中指出，存在是“虚无”的，现实是“恶心”的，人正是在“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状态中荒谬地生存着。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暂时的“共在”，但由于人本质上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冲突，这就是他人就是地狱的思想；而现实社会中的人又无法离开他人而单独存在，因此悲剧便不可避免，即世界与人是荒谬的。可见，二人的观点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二人没有区别，是偏颇的。萨特的《恶心》在前，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在后，一时间人们自然就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将加缪也归入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学派中去了。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其实二者的思想不尽相同。萨特寓意剧的剧本背景大都表现为一种混乱、恶心的现实生活状态，有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以此表达人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间隔”与对立。这就是存在主义者理解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质，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荒谬生活状况即人性的基点——例如，萨特就是将 “感到恶心”视作认识到世界荒谬性的觉醒态度和行动表现，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是自由的，但这是在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纷争之中的自由。对于荒谬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悲观色彩使萨特的前期哲学将问题的出路置于对精神的绝对自由的本体论设定，以此获取人的精神解脱。尽管萨特后期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肯定个人的实践是历史运动的基础，但他的个人实践仍然是由个人的自由意识决定的，历史的基本动因仍是个人自由。行动的辩证性质源于意识的辩证性质。在这一点上加缪与萨特不同，荒谬哲理在加缪思想中仅仅作为思想起点。加缪认为，所谓荒谬是一种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但还不是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从人与世界既定的荒谬关系出发，探索处于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中人的出路，赋予荒谬人以现实实践的反抗，在原本并不自由的荒谬世界中积极探索人之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才是他的理论归宿。相比较而言，加缪对于“荒谬”的理解是悲壮的，但不是悲观；是崇高的，但不是先验的；是自由的，但不是相对主义的。同时，加缪并没有局限于存在主义关于现实人的荒谬存在状态分析和对于自由的先验设定中，而是进一步讨论了人如何摆脱“自在自由”的形而上学先验设定，探索在现实行动中将反抗作为人根本的存在方式的进路。因此，他的作品内容更多地涉及对传统形而上学人生意义的批判性反思；更注重对世界的直观体验而不是对世界的对象化认识；更关注对于生命荒谬性存在和走出荒谬的抽象主题的途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在他的作品中都成为感觉予料直观给予性，成为直观可以体验的个体感性能力，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抽象认知客体，而这种个体感性能力也因为有了人类共同的反抗性而成为作为存在本身的人本主义反抗（humanism revolt）。
在李元博士看来，认为加缪的作品《鼠疫》（1947年）是对《局外人》的否定，而《反抗者》（1942年）又是对《鼠疫》的否定，这种观点也是不当的。李博士认为，如果我们将加缪思想中与萨特不一致的地方就视为对加缪自身思想的纠正和否定，与萨特思想一致的地方就视为对加缪自身思想的深入和连贯，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对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得出上述片面的结论。可以说，尽管这种观点对于加缪整体哲学思想的思考的确更近了一步，但没有深刻认识到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独立内在的思考视角——现象学视角在其整体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不妨这样看：加缪和同时代的萨特都是从相同的现象学视角出发，却最终将各自哲学引向了不同的方向。现象学视角使得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本身构成一个独立内在的逻辑体系。《鼠疫》中，反抗的人是现实荒谬世界中具体实践的个体；《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中，反抗的行动是人本主义精神与革命激情的理性结合。由此可见，三本作品可以说是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线索的贯通而不是彼此否定。《鼠疫》、《局外人》和《反抗者》三部作品，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代表作，它们之间并没有哪个否定哪个的意图，三者共同构成极为重要的“荒谬”思想和“反抗”思想的要件。
最后，李元博士还从加缪作品自身逻辑和书写特色、加缪与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关系等角度介绍了加缪的哲学思想。
报告结束后，李元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并进行了深入交流。俞宣孟、何锡蓉、周山、王才勇、吴晓江、陈祥勤等同志还从李元博士的报告生发开去，就哲学与知识分子、哲学与身体、荒谬与意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