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也是全国解放62周年。上海社科院有一批老同志曾为上海的解放作过贡献。这里仅简单介绍四位。
其一，蔡北华。社科院复院后为第一任副院长，解放上海时，他在接管旧上海工商界有较大贡献。解放前夕，他曾恭聆周恩来、刘少奇同志关于做好接管工作的亲切教导。他进入上海后，于1949年6月2日负责接管了旧上海工商界，当年9月1日上海人民政府工商局成立，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初，上海共有工商企业十六万三千户，共有职工一百万人左右，全市工商业的公私比重，私营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上海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旧人员的安置是接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当时旧人员疑惧较深，担心被辞退后遭致失业，经过反复宣传党的政策，除个别罪行严重、隐蔽下来的反动分子惶恐不安外，极大多数人的情绪逐渐稳定，每天照常上班，等待移交。接着，他们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的经营积极性，贯彻“四面八方”政策，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扶持与改造。当时蔡北华很注意团结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一起工作，如盛丕华、胡厥文、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蔡和他们有较多接触。
其二，黄逸峰。曾任沪江大学、广西大学教授、东北铁道学院院长；上海社科院复院后任院长。他在接管上海时，也曾任要职。当时接管上海的工作分为四大部门，即军事部门、政务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当时黄老为财经部门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财经部门主任为曾山，副主任许涤新。下设委员若干名，其中有孙冶方、顾准、黄逸峰等。当时财经部门负责全市的贸易、工商、劳工、轻工业、重工业、农村、铁道、电讯等多个领域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其三，苗力沉。曾任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社科院复院后任《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编审。他在接管上海时有重大贡献。苗在参加接管上海前，在江苏丹阳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后接到上海市军管会通知，前往上海。按军管会部署，他同周新武负责接管上海广播电台。他们和当时地下党派驻上海电台的同志联系后，就召集原上海广播电台的全体人员，并宣布军管会的接管命令。大家听完命令后，都面露笑容。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的台长陈辅屏也表示“执行命令、服从领导”。随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好评。当时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还向全市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大大鼓舞了全市人民的志气。苗力沉同志长期负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工作。
其四，曹漫之。曾任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科院法学教授。粉碎“四人帮”后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曹在接管上海时，功不可没。当时上海军管会下设的政务接管委员会，曹老为副主任，主任为周林，当时该委员会负责接管法院的有汤镛、叶芳炎、韩述之。社科院复院后又调入法学所任党委书记。当时政务接管委员担负着对旧人员的改造工作。原国民党市政府机构共有职工四万九千余人，除有一部分逃跑或转入潜伏外，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和党的政治感召下，留原岗位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经过长期教育和思想改造，大都成为新中国的干部。上述工作，曹老花费了大量心血。
上述蔡北华、黄逸峰、曹漫之，我们上海社科院六0届毕业生均聆听过他们的讲课，并接受过辅导；苗力沉虽不是我的老师，但同他来往、接触较多，还为我在《社会科学》发表过哲学论文。以上“四老”虽都谢世，但笔者至今仍然怀念他们，尤其在建党九十周年的今天，更加怀念。正是他们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打下了江山，才有今天广大平民百姓的幸福生活。
（作者为上海社科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