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生活，许多决定往往被人们托付给专家。上至国家各项社会政策和重大决策，下到求医问药和子女培养、电器维修与网络安全，似乎都离不开专家和拥有技能性知识（即专长）的专门人才。然而，全球性问题的频频发生，向拥有话语权与决策权的社会精英的价值及其知识应用提出强烈的挑战。谁是真正的专家，如何评价专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听从专家的言论，特定的技能性知识有多大的客观性，过分依赖于专家的社会运行方式背后是否潜藏着精英主义的风险，新手与专家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专家与外行之间有何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涉及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经济、教育、文化甚至心理等许多方面。然而，对于专家及其技能性知识的本性、作用、范围、评价等问题，当代哲学研究通常只是通过“权威”、“权力”、“理性的争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间接笼统地论及相关内容，缺少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这种状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学院式研究风格相关。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两条主线的形成均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一条是经验主义进路，另一条是理性主义进路。休谟和康德分别是这两条进路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把牛顿的自然哲学及其成就看成是科学的典范，他们所创建的哲学体系从不同的方向继承并推广了牛顿的思想。
休谟的目标是建立关于人性的经验理论。在休谟的哲学理论中，联想概念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万有引力概念在牛顿力学中所起的作用。就像牛顿将万有引力作为说明自然界的运动现象唯一正确的原则一样，休谟也认为，只有借助于联想概念，才能很好地说明人性。对此，康德认为，休谟的进路只能获得偶然的因果关系，或更一般地说，只能获得偶然知识，并不能获得必然知识。而牛顿的工作是清楚明白地确立了自然定律的基本形式，康德要为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然定律寻找必然性的基础。休谟希望为人类认识过程提供彻底的经验说明，康德则关心通过先验的论证，阐明人类如何能获得真理性知识。
显然，由近代西方哲学家奠基的认识论传统，从一开始就把认识论定位为一项纯理论的或纯思辨的事业。20世纪以来，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把语言的界限看成是哲学的界限，这种局限于能言之域的哲学，把对技能性知识的反思拒斥在哲学的大门之外。
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相平行，以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批判理论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则分化出另一条哲学进路，即追求文本解读和社会批判，体现出从传统认识论向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实践哲学的转变，并从批判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突出利益、权力等因素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代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但也未关注专家及其技能性知识问题。
英国物理化学家波兰尼在1958出版的《个人知识》和1966年出版的《意会的维度》中阐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能动地领会对象的过程，个人知识是一种求知寄托和技能性活动，因而，技能也是一种知识。与能言知识不同的是，技能性知识是一种过程性知识。由于这种知识只能在实践中获得，或通常依靠类似于师徒关系式的传授来感悟，因而是一种意会知识。能言知识可以用语言表达，意会知识则通过实践内化到人的行为之中，形成人的鉴别力、直觉判断、独特技巧、想象力和创造力等，能言知识的产生是人们运用这些能力的结果。然而，在分析哲学中，这类知识通常被当做主观的和心理的东西而被抛弃，欧洲大陆哲学对这一类问题也只是间接地有所涉及。
如何获得技能性知识的问题向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关于专家能力与技能性知识的系统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心理学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心理学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专家知识与能力的研究，总结出学习运动性技能的技巧，以便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有效培养人才的目的。人工智能专家则试图通过对技能性知识的研究，编写计算机程序，制造出具有一定判断力的智能机器，例如机器人棋手、机器人医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技能性知识，目的在于揭示出技能性知识的掌握与传播所具有的语境相关性，揭示出当外行在对两位同样可信的专家提供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或决策之间作出选择时，存在所谓“专家回归”效应，即外行往往会把选择的依据一步一步向后回溯。比如，比较两个结论或决策的依据是否符合逻辑、有无内在矛盾、是否充分，并直到转化为对专家个人的学历、受教育程度、学术信誉、所获奖项、主持的基金项目、行政职务、社会地位等外在于结论本身的各种因素的判定，进而把对专家意见的选择转化为对专家获得的技能性知识的过程与个人身份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对柯林斯在研究引力波争论时提出的“实验者回归”理论的一种推广应用。
目前，关于技能性知识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一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现象学进路，主要关注如何尽快地把一名新手培养为专家，在培养的过程中经过哪些必要的环节，是否存在共性的东西，等等。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逻辑，强调实践知识的内化过程，探索内化过程如何摆脱规则的束缚，从无语境阶段进入语境自觉阶段，以达到具身认知。这一进路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哲学家德雷弗斯。二是社会学进路，主要代表是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柯林斯试图打破专家与外行之间的界限，削弱专家的垄断地位，证明科普工作者、杂志编辑、专业记者、售货员和管理者这些经常担当判断者角色的外行们，通过互动型专长的获得，有能力对专家和专家所具有的技能性知识作出判断。
对专家进行评价、对专家具有的技能性知识作出判断并不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新问题，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曾讨论过如何区分真假医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与柏拉图的时代比起来，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专家型社会。因此，以哲学的整全方式介入对如何评价专家，如何评价知识权威的认知结构或逻辑，揭示技能性知识的社会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讨论，有益于进一步理清围绕专家和技能性知识的不同观点的争论，且有可能使哲学研究从过去专注于把知识的获得、辩护和真理作为理论目标的知识论，转向重点关注技能性知识的知识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