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新“科玄”之争的认识论根源》

作者:发布时间:2010-04-23浏览次数:202

[摘要] 因“索卡尔事件”引起的科玄论争,是世纪之交以来爆发的规模最大的论争。新“科玄”之争存在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只有对科学进行准确定位,对知识系统进行分类并还数学与逻辑学知识王国的桂冠地位,才能使反科学与伪科学无处遁形,知识王国内的纷争才能趋于有序。

[关键词]科学;玄学;论争;认识论

自1996年爆发“索卡尔(诈文)事件”以来,因“索卡尔事件”引起的新科玄论争,是世纪之交以来爆发的规模最大的论争。早已由欧美知识界蔓延到非英语国家的知识界。由于在整个20世纪科学与玄学都各自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与上世纪之初在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大战相比,其实际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玄学与科学在路径上是截然相反的

在词源学意义上,sc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词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才写为science,本意是指“知识”或“学问”。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时期,语词science,用来指代任何经过系统化的或记录下来的“知识”。其词根Scire,是“学”或“知”,具有动词意味,并且与希腊语 schizein(“劈开”)、梵语中的chyati(“切开、剁开”)与拉丁语词scindere(意“切开、分开”)都有亲缘关系。在某些语言中,比如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意大利语中,名为“科学”的那个语词至今仍然具有动词涵义。在动词涵义上,科学专门用来指代那些去“劈”、“切”、“砍”之类的进行“认”、去“识”、去求“知”这类活动。显然,在一般涵义上,科学专门用来指代的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分析路径,而不是不断抽象的综合路径。

不断抽象的综合的路径,是玄学的基本路径。例如,“狗”这个概念,按照产地、遗传、颜色、个头、年龄等等不同标准可以做不同解释,但是这并不等于理解了“狗”这类动物的一般特性。然而玄学并没有到此为止,甚至也不屑以此为始。接下来,玄学路径抓住的是“狗”会排泄,和海德格尔是一个“人”也会排泄这两个仅限于生理学意义的经验事实,并为混淆“狗与人”这两类动物的区别提供了前提。然后,再把对象的差异忽略并以事实判断形式得出“海德格尔是条狗”,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为外延与内涵都无限的“存在”,再在“存在”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形成一套理论。如此以来,“虚拟”、“虚构”甚至是“虚无”也都能被纳入到“存在”的绝对概念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包涵“虚无”在内的玄学理论。

从“狗”会排泄开始,到作为事实判断得出“海德格尔是条狗”,最后到存在、存在者、附加动词“展现”、“揭示”与名词“座架”等概念形成一套无所不包的并用来解释万物的玄学理论。此后,要么宣称不需要论证,要么宣称包涵“虚无”在内的只要能想象到的,甚至也包括无法想象到的实物、境况都是“存在”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玄学理论。当一切实体与现象都被抽象为一个内涵与外延同时无限的“存在”概念的时候,一切差别和具体特质都被取消拉。显然,这条路径在起点上就是与科学在基本语词及其指代的具体涵义上就是截然相反的,并为在实践领域外行忽悠内行提供了反科学依据。

二 “诈文”系典型的杜里舒式论证

随着逻辑的发展和对认知规律的理解和认识,玄学所采用的认知路径的荒谬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到。理论论点、论题与论据的“相关性”逐渐步入人们的视阈与考察范围,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些自诩为人文学者乃至于科学家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在后现代人文学者对科学的疯狂解构、肆意攻击的反科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为了对“科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同时受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Gross,Paul R.)与数学家莱维特(Levitt,N.)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1994)一书的启发,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Sokal,A.)写了篇名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1] 该文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声为手法,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之类的不遵循基本的论证和逻辑规则的反科学的玄学思潮进行了还击。

“诈文”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了反科学思潮的基本手法,有意违反论证的基本逻辑(常识),胡乱套用科学理论,充满了科学元勘、文化研究中最常见的、最荒唐的错误,有意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发展之间捏造“相关性”,以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以暗示后现代哲学之于科学的“王、霸”地位。

事实上,玄学思维对科学界的“控制”与影响要早的多。早在20世纪初,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 H.A.E.)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和生命自组织现象提出了“新活力论”。他把活力论定义为生命过程的自主理论(有别于今天的以基因概念为基础的生命自组织理论),并企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予以证明。其主要证据出于他1891年所做的海胆卵发育实验。他将第一次分裂后的两个分裂球彼此分开培养,发现每个分裂球都能发育为完整而较小的胚胎。这一结果无法用机械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因此他反对胚胎发育的机械论观点,认为卵作为一个和谐的、等潜能的系统,隐藏着一种能调节生物发育的精神实体,即“活力”或“隐德莱希”,以保持胚胎的完整性并使机体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本来杜里舒可以继续沿着平行的方向概括出“生命自组织理论”,也可以沿着“科学”内涵固有的向下的“劈”、“分开”路径合乎逻辑的提出“基因论”并从此开辟分子生物学领域,但他却沿着向上抽象、综合的路径试图证明以“活力”或“隐德莱希”为核心的精神实体的存在,最后走向了与似是而非的玄学结盟的道路。

由于索卡尔“诈文”所采取的论证方式与杜里舒提出新活力论的论证方式如出一辙,并且在科学元勘、文化研究之类文本和大量反科学思潮的文本中是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论证方式。因此,我把这种论证方式统称为杜里舒式论证,而把违反逻辑关联的跨层次抽象及其视阈转换统称为杜里舒式思维。杜里舒式论证的要害就是在相关程度不大的,甚至缺乏相关性的理论与事实、论点与论据、甚至是理论与理论之间“捏造(fabricated)”相关性。

  玄学对科学的解构和初步反击

玄学对科学的解构是反科学的基本手法和反科学思潮泛滥的内在认知根源。大多数的反科学都是以对科学的理解或解释而不是以对科学的定义为出发点的。主要是因为定义的目的在于准确认识和把握对象,而理解或解释只要抓住一个方面就无法断言该理解或解释为错。当理解或解释的宽容度大到可以忽视其类属的时候,所要理解或解释对象的特质便被忽略了。因为在事实层面,“海德格尔是一条狗”之类的判断若从具体的逻辑类属尤其是定义角度看其荒谬性昭然。因此,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许多哲学家在为反科学提供哲学依据时,都企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神学的界限,甚至不惜混淆事实与观念,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差异。

在对科学进行解构以及在解构基础上的重建的反科学的蒙昧主义潮流中,甚至象蒯因(Quine, W. V.)这样的分析哲学家也参与进来。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他从整体主义的前提出发,认为:“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设定物(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在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2]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所谓“历史主义学派”中,魔术师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P.)则强调科学与神学、巫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在《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这本书和一篇题为《科学哲学: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的文章中,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征可以和例如写诗或占星这样的活动相区别,并以医学受益于草药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女巫的生理学、接生婆、诡计多端的人和江湖药商为例,指出:“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3]对科学的高度尊重是一种现代宗教,科学扮演着与早期欧洲基督教类似的角色。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劳丹(Larry,L.)为建构其可以用来“指导”一切领域的“元哲学”,还专门写过名为“划界问题的消逝”的论文,指出:“从柏拉图直到波普尔,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确定科学的认识特征,以便把它从其他信仰与活动中区分开来。”但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科学信念的内容都具有认识异质性(epistemic heterogeneity),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经过详细分析,看来不存在一个认识常量。”被波普尔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划界问题是虚假的,因为它预设了这一常量的存在。[4]“我并不认为‘科学的’问题与其它种类的问题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尽管它们在程度上往往不同)。”诸如形而上学、神学、甚至文艺批评这样的学科都显示出了可以用来对它们之中相竞争思想体系的相对优劣进行合理评价的一切特征。非科学与科学完全一样,也有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两者都能被表明在它们历史演化的某个阶段里取得了重大进步。[5]劳丹认为,人们用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如进步性、合理性、可错性等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从逻辑学角度甄别“定义向度”与“解释(或)理解向度”的常识性差异(见图1)是反击蒙昧主义论调和论点的重要途径。“定义向度”与“解释(或)理解向度”在方向上是相悖的。“定义向度”的目的是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途径是发现和筛选出能够恰当表述对象的专有性、突出其“特质(idiosyncracy)”。而在对概念所指代对象的“解释(或)理解向度”中,可以从想象到的任一角度进行理解和解释。尽管如此,对于抛弃对象底线(类属)的理解和解释逻辑备用的术语是违反(认知)规则,备用的社会用语是“无知”和白痴,备用的法律用语是“欺诈”,备用的道德用语是“蒙昧”,备用的文化用语是“垃圾”。

 

 


在解决“科学”类属于“知识”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称为科学?或者说,“是不是科学能够指代一切知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恰恰需要按照其动词含义对知识进行更深入地整理与分类。由于在词源学意义上“科学”与“知识”在内涵和指代对象方面是恒等的(仅仅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因此,只有结合语境和语词具体使用上的变迁作进一步的判断。

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由于语词的丰富和分类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的迅速发展,知识系统内部开始分门别类的“解构”与“重建”在人们的面前。“科学”一词也随之获得了更具体、更确切的涵义。从“波义耳(R. Boyle)把化学确立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之类语句判断,科学已经更具体是指代一种条理化的知识(而不是所有知识)。因为,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波义耳之前的炼金术时代显然已经存在并积累了大量的化学知识。这些知识之所以不能称为“科学”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这些知识不存在,而是因为相关知识没有被系统化,或者被抽象概括的过了头变成了与事实毫不相干或相关程度不大的玄学(例如在西方的炼金术是为了获得贵金属,在中国则是为了“成仙得道”或者“长生不老”),没有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定理、规律等有条理性的系统知识。相反,与生产和生活密切联系的物理学早在公元前3-2世纪之间因阿基米德(Archimedes)等人的工作而成为一门科学。由此看来,“科学”语词不仅仅是指知识,而且在更确切具体的意义上是指那些经过进一步分析、整理后形成的有序的知识,而不是充满巫术的魔法。

由于人类辨别力的提高、持续不断成长的知识以及词汇的丰富,为知识系统内部的分化提供了基本动力和保障。自近代以来,科学内部日益丰富,这使原本属于知识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了“科学”视阈。“科学”开始由起源时代的恒等于“知识”逐渐成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外延缩小和内涵更深入具体化的表现,科学开始更具体的专门指代那些可以经过实验检验的系统化的经验知识。一些超验知识(心理的、宗教的)和一些规范性的知识(道德、法律)以及纯工具性的知识(数学、逻辑学)开始在知识系统中分门别类地独立出来。从分类学的观点看,许多知识领域的独立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知识越来越具体、深刻,但是其范围却越来越狭窄。

由于受科学主义(或惟科学主义)影响,在汉语中,“科学”一词也被用作形容词加以使用,相当于“正确的”或“符合科学原理的”、甚至是“无可辩驳的”或“真理性的”等涵义。显然,这是把“科学”当成了评判标准而不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发展的对象。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或惟科学主义)用法。它把非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权力意志先验的加入到论题中。“科学”一词的形容词应用为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意识形态的泛滥敞开了大门。事实上,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内所言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的社会建制”等等中的“科学”、“科学的”一词仅仅是一个突出“域”、“界”的限定词,意即“在科学领域中(出现)的”或“在科学领域中使用的”;“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科学”一词的完整涵义则是指“以科学、科学活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为考察、探索和反思对象的”,而不是确定某某内容一定是“正确的”之类的先验判断,恰恰相反,能够用科学来指代的具体内容和对象都是需要并且经过经验事实检验、证明和验证的.

此外,把研究探索活动(诸多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类型)指称为(作为探索活动结果之表现形式的)科学本身,在当今世界的人文知识界仍具有一定代表性。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尊奉为祖师爷的海德格尔(Heidegger,M.)还专门写就了“神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一文,并在《现象学与神学》一文中把“科学”定义为:“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6]在这个定义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论证”、“揭示”、“构造”等活动,其类属是“活动”,而不是一种“知识”。按照海德格尔定义的内在逻辑“打扑克”就是“扑克牌”。同时,如果把科学研究与探索活动看成是科学(本身),那么杜里舒通过海胆实验“概括出来的”玄学理论(“新活力论”)显然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科学”拉。据此逻辑,由于狗拉屎(活动),海德格尔也拉屎(活动),因此,海德格尔是条狗(这种荒谬逻辑)就成为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同时,该论点也忽视了科学史中存在着的大量的失败的科学研究。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和探索活动是科研成果(相应的“科学”)产生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没有相应的研究和探索活动就没有相应的成果,但是,有了相应的研究和探索活动却不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成果。由此看来,抛开基本类属例如把科学实验、科学探索活动等典型的社会活动(诸多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类型)或社会行为理解为“科学”是造成对“科学”误解和反科学的重要根源之一。仅仅就科学、神学、非科学、形而上学这些语词分别指代不同内容和对象而言,这些蒙昧主义论调和论点就不攻自破。

  玄学与科学的分野

可比性是逻辑上是否具有相关性的前提。在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视阈中,不属于同一个类属就不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要使对象之间具有可比性,必须拉到同一类属层面。玄学与科学不仅在路径选择上截然相反的。而且在关注对象的差别,努力的具体方向,采取论证的方式,包含的确定信息量(可否证度)以及结论的具体用途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

(1)科学作为动词就是去“切”、“砍”“剁”,引申意为进行“条理化”,而形而上学尤其是玄学更多地去说服、去“含泪劝告”、甚至是去压服。

(2)能够被纳入到 “科学”的一切理论、命题和学说都是开放的,它欢迎并且需要检验,并把检验(经验的、理论上的或者兼而有之)作为自身的内在要求,更关注对自己的批判与反驳;而很多领域尤其是信仰领域却恰恰相反,是千方百计地为既定的模式辩护,甚至是规劝人们去“相信”什么。

(3)科学理论采用简单明确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结论通常几个字母和符号就解决了),而非科学尤其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形而上学“苦口婆心”,恨不得占领世界上的所有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到最后还是被历史抛弃在一边)。

(4)在具体的努力方向上,科学是发现未知并为继续探索未知提供阶梯,是开放性的;而规范性知识一旦确立其目的是让人去遵守什么,宗教是为了让人去相信什么。二者在方向上是背道而驰的。

(5)由科学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活动引申出来的怀疑和批判之人文主义精神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规范。换句话说,如果对科学活动进行人文概括的话,怀疑和批判是其基本精神,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就不会有科学自身的存在和进步。在这种意义上,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恰恰是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和各种“主义”的死敌。

(6)科学与玄学在价值取向上也是截然相反的。怀疑和批判需要的是“存同求异”的探索精神(毫无疑问这是蕴涵在科学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之中的人文精神的一种类型),这与“求同存异”甚至不惜求助权威的规范性领域和信仰领域在价值取向上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7)在科学领域,特设性假说是为科学所无法容忍的,是“禁令”,假说-演绎,归纳-论证是其基本方法;而形而上学通常采用的基本方式恰恰是特设性假说,甚至是以特设性假说证明假说(典型的诡辩法),尤其是在论证时很少甚至不去关心知识之间的相关性(即相关度),杜里舒式论证与杜里舒式思维充斥其中。

(8)由于在科学领域所使用的语词在指称上是较明确的,所以其命题与理论包涵有一定的确定的信息量,且命题覆盖面越宽,信息量越大,被否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形而上学恰恰相反,越空泛、越言之无物,越无法确证似乎其正确性就越大(甚至不以根本无法确证或否证为耻反以为荣,在神高还是佛大的较量中因信念之间不可比较、无法通约最后只能诉诸暴力解决)。

由以上罗列的方面可见:科学与非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之间不仅存在“界限”,而且其区别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分界的标准不仅存在而且是多维的。

退一步从知识系统内部看,在物理公式中的符号显著不同于数学与逻辑学符号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每个物理公式里的符号都是有严格指称的经验对象或现象,都具体代表某种对象(可以是实体性的,也可以具体指称某种已感知到的现象)。在“E=mc2”这个物理公式中,M指称的是“质量”(Mass),C指称的是“光速(光在真空中的速度)”,E表示的是“能量(Energy)”;“质量、光速、能量”虽然都不是实体但无可否认的都是一种实存。全部合起来被称为“质能守恒定律”。它表示在自然界中,质量和能量是统一的。类似的还有表示热、电、磁、声相互转换的物理公式等。与数学和逻辑学不同的是;一般把能够被称为“科学”的那类公式称为经验公式。“经验”的存在表示是人类可以认知或感受到的,而不仅仅是靠符号之间的关系来保证的。经验公式就是用来表示人类可以认知或感受到的物质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神学家们和一些文化学者为了给自己的理论辩护凭空虚构和杜撰出来的“关系”就不能被纳入到“科学”知识的范围。此外,还有一些规范性的陈述,如道德陈述,教义解说等都不能归入到“科学”的范围之内。与蒙昧主义者的认知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把他们归入“科学”,不仅仅是损害了科学,也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最大限度的否定。因为,既然指称的都是一回事(或代表的是同一事物),那么仅仅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述而已,既然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述那么这些领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么?有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呢?所以说,“(惟)科学主义”者对科学的倡导,“反科学”者对于科学的否定,都是以否定人类生活实践和世界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当一些玄学家作出“宗教是一种科学”之类的论证时,潜在的逻辑前提和最终的后果必然是对科学和宗教的双重扼杀和全盘否定。

  结束语

无论是何种理解或解释都必须遵循那些在语义学与解释学中早已阐明了的基本规则。语义学与解释学认为,在存在文本的情况下,为保障理解和解释的准确性,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来把握,要尽量避免“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两大认知陷阱。在不存在文本的情况下,从词源学意义上检讨语词的涵义是把握语词涵义的便捷途径。毫无疑问,任何进行理解、解读或认知者都是特定社会、特定文化与知识背景下的人类的一员。脱离语词的丰富、持续不断成长的知识与人类辨别力的提高这三大基本认知前提,混淆背景知识与目标知识之间的差异,虚构科学与玄学存在某种“关联”是反科学蒙昧主义泛滥的重要路径。只有认清蒙昧主义的基本手法并反其道而行之,才能真正做到宏扬科学,旗帜鲜明地反击反科学、伪科学和科学主义,撇清蒙昧主义者在“科学与玄学”之间虚构的“联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把人类活动产生的“知识”分为三部分,并用树作比喻,把形而上学喻为树根(是一切知识的根基部分),把物理学喻为树干,把自然科学其他门类喻为树枝。这种分类在后来的哲学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形而上学当之无愧的成为知识和智慧王国之“主”,以致于到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仍然争先恐后的建构庞大的体系,以期来“指导”自然科学和知识系统的运行。恰恰就从此时开始,牛顿公开提醒科学家要警惕形而上学。这无疑是否定了玄学在知识王国的统治地位。就在玄学在知识王国的统治地位陨落的同时,数学与逻辑学以其具有可以用来检验各门具体科学而不为各门具体学科所限制和检验的终极“大法官”地位,维护王国正常运行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数学与逻辑学头上。在智慧王国内,王权为法权(规则)所取代的后果和对科学的普适性的窥觎与妒忌,迫使玄学一方面与科学套近乎,另一方面阴谋地用整体主义、相对主义、甚至以混淆和否定类属等下三烂做法以期瓦解科学。这是一种最后的垂死挣扎,按照自作孽不可活的基本法则,玄学最终必将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参考文献

[1] Sokal, A.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J], Social Text, vol.46-47, 1996.

[2] 蒯因,W.V.O.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2.

[3] 费耶阿本德,B.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13-114.

[4] Laudan, L.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G], Cohen, R. S. and Laudan, L. (eds.), Physics,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Essays in Honour of A. Grünbaum, Boston: Reidel, D. Publishing Company, 1983:124.

[5] 劳丹,L.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5.

[6]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译,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G],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

 

 

 On the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Latest Debate upo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ZHAO Ke

 

Abstract: It is the biggest debates i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caused by Sokal incident in the latest turn of century. The debates have incisive epistemological causes. Only when we define accurately science, classify sorts of knowledge,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referees of Mathematics and Logics in the knowledge kingdom it is can we make the anti-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have no hiding place and dispute in the knowledge kingdom tend to order.

Keywords: Science; metaphysics; debate; epistemology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1期《科学技术哲学卷》B2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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