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金华《“临终精神关怀”—和谐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人生话题》

【内容提要】 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之事。我国由于文化传统使然，国民一贯“重生”而“轻死”，不能积极面对死亡，甚至在病人危急之际，亲属们仍旧竭力回避讨论死亡问题。因而，除了宗教信徒之外，其余国民对于临终精神关怀的观念十分淡漠。本文结合佛教、基督教的相关精神实质，通过临终精神关怀的必要性及其早期的宗教实践、当今国内外临终精神关怀的实践活动，以及现实的困境与今后可能的努力方向三个方面的讨论，以引起同道研究的兴趣。这对于当前建立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是非常必要的，而宗教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经验中，均大有作为。

【关键词】  临终精神关怀  人生  佛教  基督教

人生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它每天都在发生并且无法回避，涉及到千家万户，人人不可例外。我国是人口大国，且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目前，国内60岁以上的老人已多达1.49亿，而各种慢性病、恶性肿瘤等日益成为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的统计数据，我国总人口为129533万，而人口平均年死亡率约为6/1000，亦即每年约有800万人死亡。如果将因此涉及到的亲属和朋友等人数也计算在内，更是多达数千万之众！其中的影响显然不可小觑。

除了天灾人祸等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外，在800万死亡者中，绝大多数是由于无法治愈的疾病、衰老或意外事故等被“宣判”了“死刑”而等待死神降临的广大人群。当一个人在生存无望、行将就木之际，如何让他（她）舒适、坦然、安祥而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日益走向富裕社会所必须加以重视的重大课题，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临终精神关怀”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临终精神关怀”，有别于一般的医疗救护，是指一种特殊的照护服务方案，或者说是心灵的关爱。即医护人员为身患绝症而垂死的病人（一般存活期约90天），提供包括疼痛控制、心理护疗等专业性为主的舒缓治疗、看护和精神关怀，以维护病人尊严，提升临终阶段生命品质的努力[i]。可以这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临终精神关怀需求的迫切性将进一步显现，而它成为整个社会日益关心的话题的时代终将会到来，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临终问题。

一、临终精神关怀的必要性及其早期的宗教实践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这是先秦荀子的名言。他主张“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ii]并反对“厚其生而薄其死”的错误观点。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iii]而上古儒家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社会里也有关注“老有所终”的内容[iv]。这是古代智者较早地关心人类临终及其相关问题的言论，他们分别从人道和功利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生晚景与临终时刻的深度关切。荀子不仅将“终始俱善”——生死均佳的状态视为人生的大礼之一，而且也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孟子则更是从善心出发，劝诫统治者善待老小的重要性；对“大同”社会的描绘也算是美轮美奂，可惜都是枉费心机一场，善意的劝诫并没有能打动“家天下”统治者的“铁石心肠”，倒是留下了供后人讨论的哲学话题。

以往长久的历史证明，人生的最后阶段常常容易被健康活着的人们所忽略。人们总以为那“最后一刻”离自己还远的很，还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留待以后去讨论和准备，因而为着当前的营生之计，东奔西忙。期间，虽有时也间或看见或听到自己同辈的人倒下了，也只是短暂地停顿一下、感叹一声而已，却也并不十分在意，而去往深处想，继续做着既定的未来幸福生活之梦，加倍努力。可一旦大限忽然降临时，便手忙脚乱，后悔莫及。

其实，古代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早已异乎寻常地告诫人们：“人命在呼吸间。”[v]并不断提示生命的无常，苦口婆心，以警醒芸芸众生。近代净土宗大师印光也一再申明，“一气不来，即成后世，”强调念佛往生西方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然千百年来，机缘不遇，人们依然故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重复着春花秋落，与草木同腐的命运。

有生必有死，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人人心里明白，但个个不能坦然接受。当临终时刻到来，人们往往显得非常无助、无奈，曾经的豪情，昔日的辉煌，难忍的痛苦，不舍的亲情与爱，……一切的一切都将随着那深不可测末日一瞬的来临而宣告结束，人们无法控制突如其来的死亡，从而对之充满深深的恐惧。

有时在长期病患之后，亲人的嫌恶也会让最后的日子变得难熬。人们可能罹患痴呆，无法沟通交流，甚至连家人也不认得，但病人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自己又无法表达出来，让身边的人知道以采取相应的对策而得到慰藉、缓解或消除，成为病人生命在最后日子里提供关怀和支持的保障。

还有，从事临终精神关怀者发现，临终者们原先内心的精神生活被日常琐事所占据。而行将就木的出现扫清了这一障碍，它将生活中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枝微末节统统放下了，没有顾虑，没有负担，使得精神的需要和盘托出。因为独自面对死亡是一件极其痛苦之事，他们希望得到亲切的照顾和温柔的安慰，这是绝大多数临终者都欢迎有人陪伴和支持的理由[vi]。

此外，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大城市），一般的医疗救护并不缺乏，相对来说，有的地方还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人们对死亡已失去控制，因为死亡的方式正让步于技术和制度，现代医学技术有能力使用各种维持生命的系统干预和延长死亡的过程。然而这些努力，对于处在生命末期的病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人类的医学知识和医院的临床技术只能缓解他们肉体上的痛苦与不适，却不能给予他们其他的帮助，尤其是精神上的关切。

因此，不仅医学的发展需要临终精神关怀，同样文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临终精神关怀，应该给临终病人提供必要的心理关怀，减轻他们的痛苦，消除其焦虑不安和恐惧心理，帮助病人走过这人生最后阶段度日如年的难熬时光。这比起国内外时下讨论较多的“安乐死”来说[vii]，是更好的选择，更加文明，也更为人道。因为每个人都能在生命中找到心灵的风景。这些来自于家庭、文化、宗教、传统以及他（她）生命中独有的经验和习惯，能使他们看到自己力量的源泉，帮助他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人的死亡正如人的出生一样，如果说“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死”则是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相对于“生”者来说，人们倾注了过多的重视，几乎无以复加，而“死”在社会生活中明显过于寂寞、冷清与灰暗，使死者抱憾终身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是我国特有的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没有任何理由不予以高度重视。我们应当积极转变“重生轻死”（甚至恶死）的传统观念，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做到“善始”而“善终”，两全其美，使“生如夏花般绚烂，逝如秋叶般静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的人生目标。

其实，对于临终精神关怀的问题，并非只有现代人才去关心和重视。早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就已通过宗教来探索死亡问题。从地下考古的发现可知，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有宗教意识，而且是很普遍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欧洲人就相信死后还有来生，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文献就提到僧侣、崇拜和来世，著名的金字塔墓葬，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没有宗教的，哪怕是太平洋小岛上没有文化的土著，也有他们自己的神和信仰。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不时可见非常醒目的宗教图腾。宗教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母亲，也是人生的重要信仰，更是试图拯救人们免于死亡或得到永生的“灵丹妙药”。其中对临终精神关怀最为重视的是佛教和基督教。

佛教创立于约公元前五世纪，教主释迦牟尼佛原先是古代印度一个小国的王太子，他为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而出家修行，经过六年坚苦卓绝的苦行修炼，最后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从此，他建立僧团，开始数十年的传教生涯，直至八十岁入灭。此后，佛教继续发展、演变，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乃至秘密之教等，传播的地域也逐渐超出印度本土，向着亚洲、欧美等地扩张，从而由区域性的宗教变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就临终精神关怀而论，佛教宗派中数净土教和藏传佛教最为著名。由于佛教认为，人的死亡只是一期肉体生命的结束，而非神识的终结；一般情况下，神识在肉体死亡之际，将在业力的推动下，找到新的、相应的生命体继续生存下去。周而复始，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

为超脱轮回的束缚，直接进入佛的世界，中国古代特别盛行的净土教强调，平日里信念坚定，并积极实践念佛的法门，每念一声佛，等于在极乐世界里种下了一朵莲花。只要信、愿、行三者圆满，等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会来迎接行者往生西方，花开见佛。诚如经中所言：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viii]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行者平常愿力不够，实践也欠积极主动；或者只是在临终时才良心发现，急想往生，等等。遇到这种现象，则可以通过他人“助念”的方式[ix]，帮助他（她）“带业往生”西方来达到目的[x]。

在藏传佛教看来，死亡并不恐惧，它不过是又一次生的开始，前、后世的因果相连，不仅有力地敦促和劝导生者忍受苦难，加强自我修炼，而且让临终者平静地看待死亡，世界总是在不断地轮回交替过程中。藏传佛教倡导安详死亡，尤其主张选择在家中去世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熟悉的场所里临终者容易做到内心平静，不受陌生人和陌生环境的干扰，同时请喇嘛念经，相信来世，使临终者的身心痛苦得以减轻，获得正视死亡的勇气和信念。

西藏《中阴身救度法》一书认为，在某人临终时，为之摆设佛龛和供品，可以启示人们将死亡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过程，为之念经和祈祷，给予他（她）精神上的关怀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灵性的心理关怀给临终者和家属以心灵慰藉，从而坦然地面对死亡，走完生命的整个过程。

基督教虽产生于佛教之后，但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做法。在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中，临终精神关怀与婚姻辅导、精神病辅导等一样被归入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的关怀之中，使临终者透过信仰的力量，得到内心的安宁，勇敢和安详地面对死亡，能坦然、平静、有尊严地逝去。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的关怀是教牧神学的一部分，牧师应给予病人及家属正确的基督教生死观教导，同时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和实际生活的帮助。

此外，其他信徒也是临终精神关怀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为病人祷告，同时为病人的亲属祷告，还为仇敌和逼迫你的人祷告，要为尚未得救的人祷告[xi]。等等。基督教为临终的信徒提供关于此生与彼岸的连续性的观念，从而使他们能坦然接受生命的结束，因为那意味着人生痛苦的消除，并可以进入“天国”的乐园。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代临终精神关怀的意义上说，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对临终精神关怀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基督教的教义对于现代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不但以往的历史明确记录着这些宗教对人类生命意义探索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人生“最后一站”所体现的崇高精神关怀，使得其他各种有关的思想理论相形见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至今依然在全球各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继续着人类临终精神关怀的千秋功绩，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从事现代意义上的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机构借鉴与吸收。

二、当今国内外临终精神关怀的实践活动

自从英国修女桑德斯（Dame Cicely Saunders，1918-2005）于1967年在伦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临终精神关怀机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精神关怀医院（St.Christopher Hospice Care Hospital）、对临终者实施“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的理念以来，这种源于基督教生死观的人道主义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深入人心，与此相关的实践活动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而今，在美国等6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里，临终精神关怀已成为一个医学学科，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相关的著名的机构，除英国伦敦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精神关怀医院之外，还有加拿大多伦多的临终精神关怀院、我国香港地区的白普理疗养中心等。

在台湾，2000年即通过了有关临终精神关怀（称为“安宁疗护”）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法律。而今安宁疗护的模式，已发展到“四全照料”的阶段。所谓四全，即对临终者实行全人、全家、全程、全队照料。具体含义是指，将临终者视为具有身体、心理、社会以及灵性各方面需求及反映的全人；除了照顾病人之外，还要考虑到家属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为家属提供咨询、协助等照料，从临终者接受临终精神关怀到死后的延续性照看；由一个团队的人为临终者及家属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宗教神职人员等。此类“安宁疗护”的机构主要有“安宁照顾基金会”、“蓮花臨終關懷基金会”、“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台湾安宁照顾协会”、“台湾安宁缓和医学学会”、“台湾安宁緩和护理学会”等。在我国香港地区，称临终精神关怀为“善终服务”，每年各界人士用于此类服务的捐款多达上亿元。

相对而言，由于传统习惯使然，中国人往往非常忌讳提到“死”，能勇敢直面死亡者，古往今来，皆属凤毛麟角。文豪鲁迅曾说过一个笑话，在富商孩子的生日宴会上，一位来宾因为说了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被愤怒的主人赶了出去，正是此种忌讳现象最真实的反映。

因此，当某人得了绝症，医生和病人家属便尽一切可能对他（她）隐瞒病情，从而导致有些人直到去世，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罹患何症而亡的。这种做法既剥夺了病人享有的知情权，也不利于病人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提升临终期间的生活质量，显然弊多利少。

自1988年南汇县成立全国第一家“临终精神关怀”病区以来，至今已走过20个年头。经过多年的探讨与实践，我国的临终精神关怀机构建设尽管起步较晚，相对滞后，但与以往相比，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目前，我国建立的临终精神关怀机构有100多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安徽、西安、宁夏、成都、浙江、广州等大中城市。此类机构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独立的中小型临终关怀医院，它们不隶属于任何任何医疗护理或其他医疗保健服务机构的临终关怀服务基地。服务项目包括在院临终关怀服务、家庭临终关怀服务和日间临终关怀服务。如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等。

一类是附设的临终关怀机构，指在医院、护理院、养老院、社区保健站、家庭卫生保健服务中心等机构内设置的“临终关怀病区”、“临终关怀病房”和“临终关怀单元（病室或病床）”或“附属临终关怀院”。这是我国现在最常见的临终精神关怀机构，如北京的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上海闸北区红十字老年护理医院安宁病房等。

还有一类是家庭型临终关怀，是指病人住在自己家里，由家属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护，并由临终关怀组织提供常规的病人和家属所需要的各种临终关怀服务，通常是由从事社区医疗服务的社区医院来开展这项工作的。

李松堂，一位共和国的同龄人，曾插队内蒙古，当过赤脚医生。他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家临终精神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关怀医院[xii]。至今为止，他见证了16000个生命的离去，李松堂与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工作卓有成效。他在《每天拥抱死亡》一书中，讲述了14个生动感人的真实故事。其中送走的既有十四岁的小姑娘，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经常唱一首《兰花草》之歌——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xiii]

也有更多的是七八九十岁的老人。李松堂与这些特殊的病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日夜倾听着病人重复以往的故事，与他们亲切交谈，帮助他们实现解决力所能及的宿愿，共同抵御死神的“偷袭”，这里有家常，有音乐，有爱心，有温情，……留下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颂歌。

当然，这只是发生在我国许多临终精神关怀服务事业中的一支小插曲。而且在上述三类临终关怀机构的划分，完全将我国宗教界一直在进行中的临终精神关怀的服务屏除在外，显然欠妥。尽管此类服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这是有关宗教管理部门也知晓的事实，但未加干预[xiv]。

现在，我国宗教界进行的临终精神关怀事业，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落实以后即开始的。佛教和基督教相对比较出色，在宗教信徒中间尤为如此。由于现实的原因，对于他们的努力，其宣传尺度始终没有超出宗教的范围。但这项工作一直在做，而且至今依然在持续着。只是尚未受到全社会足够的重视而已。

与社会一般人忌讳死亡的心态相反，绝大多数宗教信徒基本倾向于要求医生直言相告自己的真实病情，能以比较冷静的态度及时安排和处理日后的生活及工作，并接受死神的降临。此为临终精神关怀服务的实施，提供了主观上的基本条件。

同时，就佛教界来说，擅长于临终精神关怀的净土宗，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从佛教理论到送终仪式，并臻其美。比如，弘一大师1932年冬在厦门妙释寺念佛会所作题为《人生之最后》的演讲，就是阐述关于临终精神关怀（往生西方）方面的内容的，其中说到临终的注意事项，非常详细：

临终之际，切勿询问遗嘱，亦勿闲谈杂话。恐彼牵动爱情，贪恋世间，有碍往生耳。若欲留遗嘱者，应于康健时书写，付人保藏。
　　倘自言欲沐浴更衣者，则可顺其所欲而试为之。若言不欲，或噤口不能言者，皆不须强为。因常人命终之前，身体不免痛苦。倘强为移动沐浴更衣，则痛苦将更加剧。世有发愿生西之人，临终为眷属等移动扰乱，破坏其正念，遂致不能往生者，甚多甚多。又有临终可生善道，乃为他人误触，遂起瞋心，而牵入恶道者，如经所载阿耆达王死堕蛇身，岂不可畏。
　　临终时，或坐或卧，皆随其意，未宜勉强。若自觉气力衰弱者，尽可卧床，勿求好看勉力坐起。卧时，本应面西右胁侧卧。若因身体痛苦，改为仰卧，或面东左胁侧卧者，亦任其自然，不可强制。

大众助念佛时，应请阿弥陀佛接引像，供于病人卧室，令彼瞩视。
　　助念之人，多少不拘。人多者，宜轮班念，相续不断。或念六字，或念四字，或快或慢，皆须预问病人，随其平日习惯及好乐者念之，病人乃能相随默念。今见助念者皆随己意，不问病人，既已违其平日习惯及好乐，何能相随默念？余愿自今以后，凡任助念者，于此一事切宜留意。
　　又寻常助念者，皆用引磬、小木鱼。以余经验言之，神经衰弱者，病时甚畏引磬及小木鱼声，因其声尖锐，刺激神经，反令心神不宁。若依余意，应免除引磬、小木鱼，仅用音声助念，最为妥当。或改为大钟、大磬、大木鱼，其声宏壮，闻者能起肃敬之念，实胜于引磬、小木鱼也。但人之所好，各有不同。此事必须预先向病人详细问明，随其所好而试行之。或有未宜，尽可随时改变，万勿固执。……

既已命终，最切要者，不可急忙移动。虽身染便秽，亦勿即为洗涤。必须经过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常人皆不注意此事，而最要紧。惟望广劝同人，依此谨慎行之。
　　命终前后，家人万不可哭。哭有何益？能尽力帮助念佛乃于亡者有实益耳。若必欲哭者，须俟命终八小时后。
　　顶门温暖之说，虽有所据，然亦不可固执。但能平日信愿真切，临终正念分明者，即可证其往生。
　　命终之后，念佛已毕，即锁房门，深防他人入内，误触亡者。必须经过 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前文已言，今再谆嘱，切记切记）。因八小时内若移动者，亡人虽不能言，亦觉痛苦。
　　八小时后着衣，若手足关节硬，不能转动者，应以热水淋洗。用布搅热  水，围于臂肘膝弯，不久即可活动，有如生人。……[xv]

此外，《临终舟楫》、《饬终津梁》等书也有类似而详细的论述及注意事项，还有藏传佛教中有关中阴身救度一类的书籍，也深入浅出地论述有关临终问题的理论和解脱实践，其中包括死后的仪式等环节，极为实用，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有效的。最低限度，可以让临终者远离恐惧而平静地告别人生，这不仅有益于死者，且对有关的生者也是莫大的安慰。

同样，基督教的仪式也成为整个临终精神关怀过程中很重要的节目，神职人员要为临终者做一件圣事——傅圣油，又称为“终傅”。即由神父用经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敷搽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诵念祈祷经文，减轻病人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同时赦免病人所犯的罪过。基督教的临终精神关怀实践，包括祷告、葬礼、抹油等仪式，均基于该教关于人、生命和死亡的基本观点，旨在为临终者平静度过生命的最后历程，也为生者提供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以及未来的前途。

从上可知，我国目前临终精神关怀的实际格局是，由政府主办的临终关怀机构和民营的临终关怀医院，以及宗教界正在实行的临终精神关怀实践，三分天下并存，今后一段时间内也将基本维持。当然，这中间并不排斥三者局部合作的可能性。尽管从社会影响来看，现在前二者的实力明显大于后者，但实际上，每年宗教界实际关怀到的人数（主要是宗教信徒）应该大大高于政府和民营临终关怀机构所能做到的数量。理由很简单，宗教信徒采用宗教临终关怀的意愿明显高于一般普通病人接受临终精神关怀的愿望。其次，就病人家属接受临终精神关怀的程度而言，宗教家庭也大大高于一般的普通家庭。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现实的困境与今后可能的努力方向

从经有关卫生部门批准设立的“临终精神关怀”医院（或病区）的一般现状来看，在国内仅100多家此类机构中大约有几千张的床位数量，基本集中在大型或超大型城市里，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地。2001年，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率先选择在国内20家医院建立了“宁养院”，以送医到家的方式，帮助开展临终精神关怀的服务[xvi]，对于当时我国开展不久的临终精神关怀服务的事业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临终精神关怀事业还没有获得整个社会的重视、支持和认可，从而导致此类机构的存在陷入普遍的困境之中，步履蹒跚，难以得到快速的发展。

以上海为例来说，尽管每个区级的老年护理医院（或中心）大都设有“临终精神关怀”病房，但除了像上海闸北区红十字老年护理医院等少数机构运作相对比较专业、优良之外，大都不太规范，基本服务也不甚到位，有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能为病人提供有效的服务。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国内此类医院（或医院病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1）由于病人多，床位缺口巨大，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专业水平也有待提高。

（2）资金投入不足，发展缓慢，无法满足没有医保、经济困难的患者的需求。

（3）由于宣传缺失，加上“重生”“不重死”的传统观念，政府、医院、社会对“临终精神关怀”事业认识不足，政府缺少政策支持，医院积极性不够，社会对“临终精神关怀”的理念并不了解，没有能够积极地接受此类服务。

（4）缺乏相关法规的支持、指导和保障。

针对如此局面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台、港地区的累积的大量实验成果，采取这样的方法：以政府为主导、慈善机构、宗教团体、社会义工（志愿者）……各种社会力量一起加入进来，相互协调，稳步推进，共同提高我国“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发展水平。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

1，政府应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加大经济投入力度。

政府应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仿效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北京朝阳门“临终精神关怀”病区、上海闸北区红十字老年护理医院安宁病房等方式，对社区、医院或安宁机构等建立此类“临终精神关怀”医院、病区的，给予诸如免税等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同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以解决“临终精神关怀”服务供不应求，病床缺口日益扩大之间的严重矛盾（在这方面上海闸北区政府做的很好，他们将“临终精神关怀”服务列入该区的示范项目，并加大投入，取得明显成效）。

同时，作为初步阶段的措施，或者说“临终精神关怀”医院的补充，可以在所有有条件的市级医院，开设专门的“临终精神关怀”病区，对于行将走向生命终结者提供基本的精神关怀，为最终达到满足患者的目标创造条件。

2，开展“临终精神关怀”方面的宣传力度，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开展“临终精神关怀”方面的宣传是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政府应当给予更多的鼓励与帮助。如借鉴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的经验，特别是借助今年我国纪念“临终精神关怀”事业开展20周年的契机，要求媒体（电视媒体、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等）逐步扩大宣传力度，广而告之，使全社会都了解和认识到“临终精神关怀”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呼吁全社会给予共同关注和参与。

3，立足于现有 ，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在国家慈善类的基金会里设立专门的帐户接受社会团体（包括各类基金会、宗教团体等）、企业和个人的捐助，也可以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以及一些基金项目的资助（如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服务资助项目”），多渠道筹措资金，既挖掘现有专业医院的发展潜力，又开拓其它医院和社区（包括家庭）的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范围。

在临终精神关怀这方面，宗教界将大有作为。就佛教界来说，因为临终精神关怀的宗旨与净土宗提倡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在本质上有重要的相通之处，如对临终者实施临终精神关怀的进程体现了佛教慈悲济度的精神[xvii]：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政府的宗教政策将日益趋于宽松，宗教人士走出宗教围墙为社会发挥特有作用的日子为期不远，如何积极做好准备，造福众生，迎接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这是摆在中国宗教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今年，上海市卫生局在回复政协委员的相关提案时，已发文明确鼓励和提倡宗教界人士在临终精神关怀中发挥积极作用[xviii]。此举在国内尚属首次，这对于我国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4，加强相关护理人员的培训，积极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参与服务。

长期从事“临终精神关怀”的医护人员，由于整天和死亡打交道，环境压抑，心理压力极大，不但要具备专业的医学护理知识，而且要有爱心，有奉献精神，有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等等。所以，必须经过专业的进修和培训，有条件的还可以送到国外相关机构深造，培养出一大批专业素质优良的咨询师、辅导师、宗教师等，以带动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充分而有效的服务。

至于为病人提供交流服务的志愿者，可以通过设置像上海“守望”大学生“临终精神关怀”志愿者协会这样的组织，向全社会招募各类志愿者（义工），尤其是年轻的大、中学生。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分工情况，进行必要的专业技能培训，其中包括相应的各类宗教知识的学习，然后上岗服务。从有关调查的数据证实，志愿者通过此类社会实践之后，对于他们（她们）的身心成长深有助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5，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应的法规加以扶持和保护。

医院与患者家属之间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医院设立与居民或企业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等，需要有相关法规予以支持。有宗教信仰的临终者，在弥留之际，应允许神职人员进入病房或家庭，提供特殊的援助，尽管目前有个别医院已在这么做，如为基督教信徒进行“祷告”，为佛教徒“助念”提供方便等。但我们仍然希望修订各地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或增设有关特殊条款，或对有关条款外加特别解释等）为好，以便于这“临终精神关怀”的善举能够进一步顺利推广实施，惠及更多的宗教信徒及其他广大人群，功德无量。

6，鼓励设立家庭型的“临终精神关怀” 服务，以减低社会 的使用成本。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一定时期内社会 和政府财力依然有限，故而在临终精神关怀事业上，应当采取美国的方式，重在鼓励设立家庭型的“临终精神关怀” 服务，由专业的临终精神关怀团队掌握总体的服务机构，统筹安排，为病人家属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护。具体事宜由从事社区医疗服务的医院或“临终精神关怀”组织提供常规的病人与家属所需要的各种“临终精神关怀”服务。

通过覆盖面广的多层次的服务渠道的逐步推广，先大中城市后向中小城镇，直至广大乡村，最终达到使全国所有晚期绝症患者均享有“临终精神关怀”的服务。作为像北京、上海、广州一类正向着成熟型的大都市迈进，有必要也应该在“临终精神关怀” 这个功德无量的事业上有所作为，使所有社会成员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享有“临终精神关怀”，让生命在舒适、微笑中得到延伸并画上圆满的句号，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共同的心愿与理想。

我们期望一切有识之士都能以崇高的责任感，积极从事临终精神关怀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人人为之添砖加瓦。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像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院长李松堂所热切期望的那样：

全社会对临终者提供呵护，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社会成员就会用他们的手臂代替临终者的双手，用轮椅去代替他们的双脚，医生、护士昼夜为他们减轻肉体上的不适，他们失去了咀嚼功能时，一杯可口、富含营养的流食送进他们的口腔。固定的体位，使一部分组织疼痛不适，就会有一双温暖的手为之按摩，并不时地变换位置。疲倦了，软软的枕头放到肩头。孤独了，会有人陪伴在他身边唱歌、谈心。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有人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几乎他生命发展最后阶段的所有需求，都被日夜守护身旁的医生、护士、护理员观察到，并提供解决的方案。在一群爱的使者的呵护下，他们生命的尊严得以体现，医生为他们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亲人照顾他们的情感，志愿者的爱贯穿着临终时期的整个过程。在爱的氛围中，他们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成长，舒适、安详而无遗憾地走向生命的终结。[xix]

这是一幅十分和谐美好的图景，是临终者苦恼人生中最后的幸福憧憬，也是我们国家进一步走向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帮助临终者寻求心灵上的宁静，让生命将尽的人感到充实、完整与和谐，这是人生的莫大功德。但愿这一远大的目标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各色有心人的极力推动和不懈努力下，借助于时代的机缘逐步变为现实，而造福天下苍生！

原载：发表于台湾《海潮音》第89卷第11、12期、90卷第1期，2008,12-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