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重新认识中国——<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从书>序言》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仑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做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九十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六十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需要靠我们自己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六十年的新中国建设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并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 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 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所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