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了。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眼前清晰地出现了震灾半月之后上海社科院小礼堂中的那个情景：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同志，坐在轮椅上，噙着眼泪双手使劲把3万元现金塞进捐款箱。写这段文字前不久，我读到媒体上这样一则报道，说截至今年3月底，四川灾区已有900多名不幸失去儿女的育龄妇女，再次成功怀孕，有的已经生下了可爱的宝宝……
相对于一场夺去数万生命（单是四川的死难者就有68712人，另有17921人失踪）的特大灾害来说，一年的时间太短了，它远远不能冲淡幸存者们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它又很长，足以让我们学到原来或许一辈子也难以学到的东西。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坚强的民族，也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民族；在一年以来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强忍悲痛的同胞们，已经让灾难变成了一个课堂，一个全民族进行集体学习的特殊课堂。
灾难让我们知道，人是多么脆弱，但也可能变得多么坚强。单独的人类个体的脆弱，在反复无常、有时面目狰狞的自然力量面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但人类的天性，就在于它不能总处在天然状态；只要在社会的保护和养育之下，襁褓中一无所能的人类婴儿，就有可能成长为力擒猛兽的勇武猎手。地震肆虐以后，只有依靠亲人、朋友、邻居，尤其是集体和国家的力量，8.4万多名同胞的生命才能从废墟中被拯救出来，近150万被困群众才能被转移到安全地点，430万伤病员才能得到急需的药品、鲜血和治疗，近9000万灾区困难群众才能得到宝贵的食品、衣物和住所，受灾严重的3个省18个县市才能很快启动高标准的住房重建、校舍重建和整个地区的全面重建。
灾难又告诉我们，生活有时会多么荒谬，但也恰恰因此多么需要我们珍惜生命、创造意义。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思无欲、无情无志的大自然无论是施惠于人，还是肇祸于人，实际上都只是同一种自发力量恰好遇上了人类的不同需要。一位哲人曾说，在大自然巨大的破坏力量面前，人柔弱得像一根苇草，但这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一根知道什么力量会置他于死地的苇草。我想补充的是，人不仅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而且是一根有情趣、有情义的苇草，是一根会按照真善美的标准来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苇草。人既能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温情，也能用大自然的暴戾和野蛮，去培育和体现只有对人类来说才有可能的大仁和大爱、大智和大勇。从某种意义上说，借现代科学之力，人类在自然面前已经远不像百年、千年之前那么脆弱无助；在改造自然环境方面，人类已经并将继续取得重大成就。但即便如此，人类想要把大自然的野性完全消除，仍不大现实。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们无法寄希望于自然环境的，却完全可以寄希望于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同心协力、努力奋斗，把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得更加合乎人情和理性，更加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更加远离那种“冒充的共同体”，那种人与人之间你输我赢、人群与人群之间你死我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非此即彼的“虚假的共同体”。震后半小时，总书记就发出了抗震救灾的命令；震后两小时，总理就登上了飞往灾区的飞机；短短几天之内，近十万医务人员、十余万精锐之师、数十万救援队伍和志愿人士，就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灾区的绝望和希望，悲哀和感动，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文字、图像和声音，传向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见证了大自然如此规模的野蛮的人们，体验了亲人生命被无端夺走之荒谬的人们，应该更能读懂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丰富内涵，更能体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合乎人情，更能理解“以人为本”理念的顺乎天理。
震灾整整7天之后的那一时刻，神州大地的各族民众同时肃立，向死难同胞默哀致敬。大灾之后的首个清明，灾区和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死难同胞长眠的墓地，登录祭奠死难同胞的网页，倾诉自己对死者的哀思，表达自己对幸存的感恩，也寄托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在这样的时刻，平时忙于俗务、无暇静思的人们，平时或许斤斤计较或许马马虎虎的人们，有了一个机会，直面自己生命的根本，以哲学家们所说的“终极认真的态度”来体验生命的价值。“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避免和克服精神空虚，不仅要通过求真、明善和审美等文化活动，而且要通过慎终追远、融“小我”于“大我”的精神活动。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祭奠死者、悼念先人可能是精神活动的最重要形式。正是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毛泽东同志在悼念张思德的时候建议，人死了，都要开个追悼会，希望用这样一种虽非宗教、但却神圣的仪式，来纪念死去的战友和乡亲，体会他们的期盼，承诺要实现他们的遗愿。“5·12”以后，我们都成了汶川人；“5·19”以后，我们才真正成长为中国人……
总之，在汶川大地震这个由瓦砾和血泪筑成的课堂里，我们不仅学到了脆弱和坚强的辩证法、荒谬和理性的辩证法，而且学到了平凡和神圣的辩证法、日常生活和终极关怀的辩证法；我们因此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理解自然和文化的关系，而且能更好地理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在提高饮食起居的富裕程度的同时，追求心灵深处的神圣境界。
原载：刊于《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