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素梅《金融危机下的精神与文化——从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视角看》

这次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之大，都是空前未有的，人们甚至用“金融风暴”或“金融海啸”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这次危机较之过去的严重程度。危机出现之后，世界各国积极地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救市计划。一刹那，与金融危机相关的各种报道接踵而至，尤其是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邀请学界名人、金融专家、投资商、银行家甚至决策者等社会要人发表评论，寻根溯源，献计献策。似乎全球经济瞬时陷入了瘫痪的深渊。问题是，频频出台的救世策略和这种全球性的救世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哲学理念，是意味着对已有经济运行格局与模式的肯定与保护呢？还是意味着理性地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的开端呢？

在我国，政府、企业界、社会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机构与国际形势相一致，都在采取措施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化解这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然而，当我们跟着媒体的报道，对这次金融危机进行着深度了解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所有的信息与报道，特别是所公布的相关数据，基本上都是以经济指标为主，很少涉及到人的幸福指数与精神追求的问题。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仅仅停留在数据层面谈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迫切需要深入下去。在热应对的背后，更需要冷思考。当然，深入下去的切入点有许多，立足于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来思考问题，自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我们从这个维度很容易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其实反映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明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人性问题，等等。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金融危机确实为许多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却并非必然意味着会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造成严重的不幸。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金融危机进行超越经济层面的另一种思考。

一、重视精神追求：金融危机的另一面

环境决定并改变着哲学，哲学反过来影响与改变着环境。哲学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理解周围环境，减少或至少能更好地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焦虑。哲学对人生的影响完全类似于医生对身体的影响，哲学就是关心人如何真正地活着。因此，哲学家面对金融危机，理应看到金融危机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已经使我们习以为常地养成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本能和习惯，这种本能和习惯又被稳定地定位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传统目标上，世世相袭，代代相传。特别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个目标被推到了最显目的首要位置。在当代社会价值标准中，拥有物质财富，成为成功的重要象征与突出标志。然而，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只是把物质文明作为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尺，没有对人类渴望进步的最终目标做出深度思考，也不能完全反映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自我实现，更没有揭示出人们追求生命意义的真正价值。或者说，单纯地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是能够确保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且良性循环的充分必要条件，也不一定是能够确保人民精神生活幸福而充实的根本保证，更不一定是现实地落实中共中央作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战略决策的唯一有效途径。

这次金融危机促使我们扪心自问：物质财富的暂时减少，是否必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幸福指数的降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出了如何评价精神财富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反思人性与社会进步的一个哲学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代表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反思人性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与批判。马尔库塞甚至用“病态社会”这个概念来形容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呼吁人们思考什么是人的“真实需求”（即，出自人性的本能的自主需求）和什么是人的“虚假需求”（外在强加给人的需求）的问题。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已经不再是物质缺乏的时代，但是，这些本能需求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以使人变得健全。

这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影响人们对时间与娱乐 的分配。在前工业社会中，休闲与劳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影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很难说清楚，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捕鱼、打猎等活动是快乐的休闲，还是艰苦的劳动。休闲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以劳动经济与劳动文化为主的以经济为核心发展目标的社会，是一个营造需求、创造消费、破坏 、物欲膨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产生着休闲，另一方面，反而使休闲具有了劳动的特征，专业化的娱乐活动被赋予了经济的价值，人们虽然摆脱了经济的贫困，却带来了时间的短缺。于是，人们面临着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悖论：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而自由时间越多，时间却显得越宝贵和越短缺。

当人们需要有时间与宁静的心态对自我需求进行有意识的认真反思的时候，对经济的无节制追求也许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历史地看，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日本在经济发展的低迷时期，文化产业都得到快速的发展。这表明，经济困难之时，也是精神需求增长之时。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展现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骨牌效应”，尽管如此猛烈，如此深不可测，如此令人担忧，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人类应该自觉地对与人的精神需求直接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作出新的反思：人的幸福是什么？衡量幸福的指数有哪些？物质文明必然意味着精神文明吗？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经济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呢？这也许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与现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向人类提出的一个更重要的深层次的哲学命题。

二、关注人的精神需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表现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必然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物质文明的享受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这种进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互联网技术使我们真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消费习惯与交往方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在几十年前都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此，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人，不管是否愿意，都会共享着与这个时代相称的物质文明。然而，精神文明的享受则是自我感悟与社会倡导相结合的产物：享受着当代物质文明的每一位当代人，除了确实比古人拥有了更好的物质生活之外，却未必都会比古人更智慧，比古人的精神生活更充实；富人也未必一定比穷人幸福快乐。

毫无疑问，每个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都只不过是匆匆过客，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希望使自己的生命能够富有意义，达到人生的自我感悟。但是，对于任何一位个体而言，人的生活体验一人一生只有一次，不可重复。就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感悟而言，现代人未必比古人更深刻。这也许正是我们至今还在回味与研究着古代哲人的深邃思想之原因所在。到古人那里寻找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人性问题的智慧，既不过时，也不落后。所以，当社会经济的发展遇到重挫之时或处于相对停滞时期，正是有时间适当地关注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关注人的幸福指数之时。与此同时，这种关注更有助于我们人类从根本意义上了解与解放自身。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如何在“危机“的深渊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在“危机”的冲撞下谋求新的发展“契机”，以使经济的全球化衰退带给人们的心理恐慌降到最低，让人们以理性的姿态，真正达到内在超越，并在内在超越的同时，寻求到适合自己的精神慰藉，是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现实主题。在任何人的一生当中，物质与经济需求固然不可缺少，并且也很重要，但是，绝不唯一。也就是说，拥有物质财富之人，并不一定必然是幸福之人；而幸福之人，一定是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快乐之人。这种快乐在更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精神的富足。关注精神富足就是关注幸福指数。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关注人的幸福指数本身恰好是真正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表现。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追求创新，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虽然不论是中国古人，还是西方哲学中的批判主义学派，都曾强调与论述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但是，科学发展观为以人为本的理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既包括立足于中国现实，为人民服务，大力开发人力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也包括提高人的基本素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切实关注人的幸福指数，使每个人都拥有生活的幸福感，使每个人都能够向着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使我国能够真正达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发展。

三、关注人的幸福指数是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灵魂

关注人的幸福指数既不是无原则地满足人的一切无理需要，也不是无节制地纵容不符合当代伦理规范的一切不轨行为，也不是夸张地倡导人们回到犬儒主义者倡导的人性的自然状态，或者，过着斯多噶主义者或伊壁鸠鲁学派主张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更不是引导人们信奉与实践享乐主义者不受伦理准则限制的生活方式。从哲学史来看，在任何情况下，不同的哲学与信念决定着人们不同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关注人的幸福指数是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灵魂。

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的休闲学家凯普兰（Max Kaplan）曾指出，任何一种特殊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休闲的基础；把无意识的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具有自由的心理感觉；通常具有玩儿的特征，其范围可从不合理的和无意义的活动到重要的活动之间。因此，休闲是与比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氛围更放松的层面相关的实践。人们在这种休闲的时空中能够悠闲自得、顾虑最小、感觉最放松。[1]

在实践的意义上，休闲通常总是与“自由”、“选择”、“逃避”和“生活满足”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休闲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是无所限制的为所欲为，而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不自由为前提的。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所阐述的“休闲”概念，并不是教育人们应该如何吃喝玩乐，而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认识与思考休闲。休闲不是关于自由时间的消费，而是为了达到社会表现的目的来运用时间，是表现状态的活动。我们在休闲中所完成的，恰好是我们在工作中所要做的。关注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再是关注休闲时间的增减或劳动时间的增减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更基本的问题：超越为了劳动而休闲与为了休闲而劳动这两种极端状态，或者说，超越休闲是为劳动服务与休闲是文化的最高表达这两种极端情形，最终完成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合—分—合的辩证运动过程，走向以休闲经济与休闲文化扬弃劳动经济与劳动文化的相互融合，达到以幸福快乐、自觉自愿、激发爱的本能方式和宁静的姿态，淡然面对现实和面对劳动的与人的成长与觉醒相伴随的动态发展。

这种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是教导人们寻找一种与自身的能力 相匹配的在快乐中劳动、在劳动中享受快乐的生活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幸福都是重要的，快乐也是如此。“而另一方面也很重要：我们应尽可能使自己获得智慧，虽然无知可能是莫大的幸福，但它更可能是自我毁灭。正如智慧是自由的主要源泉一样，无知也是束缚智慧的主要根源。”[2]

从这种意义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暴发，为我们重新追思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人性和所思考的休闲提供了机会与启发。因为在当代社会中，这种“休闲”概念已经被人类长期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所掩盖，经济发展低迷的时期，恰好是人们有时间反思自我，调整心态，追求精神充实的时期。德谟克里特曾认为，幸福不是通过占有获得的，而是通过公正和智慧获得的，他指出“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乐的节制、对愿望的制约及避免对世俗占有物的竞争而获得的一种安宁的快乐。”[3]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就是关于人的幸福的科学，政治学是关于集体幸福的科学，人要达到幸福的方法是培育起人的美德或优秀品质。孔子也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说明，休闲式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它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有自觉自律意识的能够激发出内心之爱的生活方式。

在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视域中，人的幸福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在自身中发现幸福与快乐的源泉。人的幸福指数是因人而异的、多元的、开放的、动态的、分层次的、逐步提高的……借用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的术语来说，思考人的幸福指数问题，就是思考人的“心态经济”问题，即，如何以最少的精神付出，获得最佳的心理状态，这也是目前热门的“积极心理学”所研究的主题之一。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一个首要的幸福指数，当推个人的正当能力要与所拥有的生活方式相匹配，学会用精神需求补充物质需求，学会塑造自己的人生基调，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安宁。或者说，只有当生活方式与人的兴趣爱好统一起来，才能不把工作与责任看成是一种限制和约束，而是看成人生的目标、意义和快乐的无尽源泉。

因此，在当代中国，尽管我们仍然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的程度，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蒙受了经济损失。但是，为了超越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劳动经济与劳动伦理，我们需要有与科学发展观相协调的新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与追求。由内心激发出来的爱，自由地去做、去探索、去发现，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

四、哲学视域中的金融危机[4]

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理论界，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的讨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过渡发展虚拟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它迫使我们追问如下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虚拟经济的制度边界在哪里？我们乐观地预计未来和透支消费的信心有多大？传统的以劳动经济和劳动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货币交往关系为纽带，把货币作为交换物，把市场机制定位于生产资料的交易活动，并假定人是理性的交易主体，市场的均衡或最佳效率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任何一个人的福利的获得都不以牺牲他人的福利为代价，大家达到互利，边际替代相等。

另一方面，这次金融危机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必然结果。美国的生产性企业很少，许多生活用品基本依靠进口。再加上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对美元的信赖与储备爱好，还有美国的军事霸权，都潜在地支持了美国现有的经济运行策略。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人假设、虚拟经济模式以及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隐含着一个公共社会交往的问题。当把经济活动看成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交往和社会交往的一个方面时，交往程序的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至少有两个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人们在社会层面的交往就会形成社会精神和塑造社会文化；在个人层面的交往就体现了个人精神。个人精神的满足感与快乐，就构成了个人的幸福。弗洛姆认为，幸福同生命力、情感、思维以及创造力的增强相联，不幸与这些能力与作用的削弱相关。幸福作为人在思想、感觉及行为方面一种创造性的产生，就是使人的潜能得到创造性的发挥。所以，幸福不是只靠金钱能买到的，是凭借人独有的特质：理想、爱及创造才能，来现实的。

经济人假设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它为社会交往关系深深地打上了难以回避的利益的烙印。在这种以利益为前提的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会导致非理性的、无限膨胀的经济行为。如果我们要想在社会交往关系中，走出功利主义，走向适度的、有节制的自由主义，那么，公平与正义，就成为比追求经济利益更重要的两个元素。然而，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不再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因此，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哲学、社会、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决策等许多方面的一个复杂问题。经济人假设把人单一化，内在地排除了人的其它价值取向，它不会考虑确保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流通总量的边界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当我们把经济交往关系放在更大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进行考虑时，我们就有可能内在地摆脱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带来的束缚。因为在社会交往关系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假设，不是把利益的因素放在首位，而是把关系放在第一位。关系优先的方法论基础，假定了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或者说，根本就不作人性假设，认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是随时代发展语境与人的成长历程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社会交往关系中讨论人与人之间达成的交往共识，是基于彼此间的信赖或信任，经过偏好的相互改变之后形成的有效共识，或者说，是彼此在互动过程中都各自作出适当调整之后，达成的和谐共识。因此，这种和谐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可实现的，是建立在自愿权利基础之上的，基于承认差异而形成的有差异的和谐。

因此，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实践中，追求权利优先，最终达成和谐共识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在友好对话或协作商谈的基础上，追求程序的公平与正义。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追求程序的公平与正义，比任何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更有可操作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视社会交往理论的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所追求的“正当性”，成为比希腊哲学家和中国先哲们追求的整体论意义上的“善”，以及作为社会学的社群主义出发点的“善”，更高级的一个要素，也比西方正在盛行的强调个人能力的卓越与良好人际关系的获得的“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5] 更有实践价值。“正当性”的确立有客观的依据，并非是主观的随意选择。当人们在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能够轻松地享受到程序的公平和正义所体现出的“正当性”时，社会交往结构模式就成为互动的、蕴含有内在价值和负反馈机制的结构模式。这样，当基于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视角，深入研究带有负反馈机制的社会交往结构机制的形成时，把哲学的、伦理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诸多视角融合起来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也许会带给我们更有益的价值与启迪。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