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被危机四面围困
面对核战争的全球危险，罗素和爱因斯坦在50年前发表了一个宣言，呼吁人类要确立新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杜绝通过战争解决冲突的战略。另一方面，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权战略显然只是更深谋远虑的权力战略之一。政治与经济构成的结构性暴力正在不断地加剧。地缘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权力战略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导致了生产的无限扩张，从而威胁和破坏了地球的空间极限和物质极限。毫无节制而不假思索的文明对民族共存、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是个人产生了明显的破坏性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对人民和国家的贪婪性剥削、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采看成是一种可接受的不幸。开发更加舒适生活的希望与成功及其对世界的广泛占有，掩盖了直接的受害者，也掩盖了与早期权力密不可分的持久性破坏。更严重的是，这加速了对整个生活家园的生物——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生活家园似乎在地球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文化财富的储备正在不可逆转地减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战略、生活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范围越来越小。财富分布的冲突、获取公共商品的冲突，以及个人和社区权利的冲突，危及到人类团结和发展能力的基本结构。
我们当今面临的如此广泛的各种危机和超越我们应对能力的威胁，反映了人类和世界关系中的心理危机。这些危机是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寻找和揭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呈现出的症兆。它们与在全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
作为有智能的物种成员，我们对地球现存多样性的不断减少和创造性发展的可能性的不断丧失深感担忧。我们必须拓展思维并从根本上纠正当下行为。我们相信，新物理学所展现出的革命性远见，能够为消除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起点，因为这些远见揭示了一个新方向，它有助于激发其他新的思维方式。
量子物理揭示世界的“潜在性”
当代量子物理学的见识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新解释，这种解释能使我们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真正的“世界”不是直到现在为止机械论者所假定的决定论的世界，而是在本质上具有“潜在性”。它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可创造的、非物质的所有联系。这种新的观点为人类承认和相信真实性（genuineness）带来了机遇，这种看世界的方式也为我们渴望自由和个性化打下了基础，并在不损失所有潜在关联性的条件下，允许我们成为不同的。
“我们不得不学会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我们很认真地对待这种呼吁，我们就不得不开辟新的或不寻常的学习途径。从这种新的观点来看，“世界”不再是理论上的封闭系统，它通向由基本的个性化所导致的一种内在的非决定论，这也体现在“可知的”固有限制上。像其他一切一样，个人原则上决不是孤立的。在所有相互关联的共性范围内，我们只是表面上渺小，在无数的不同方式中，我们是同样相关的和重要的。他人的影响和促进的多样性与地球生物圈的多样性影响着我们的所有行动，不仅通过物质活力的交互作用，而且直接通过我们大家共有的非物质的、潜在的关联性，产生影响。我们的行动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构成，改变了生命本质的潜在性。因此，个人的唯一性承载着我们共同文化进化的成分。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上获得新的思维方式，获得对“世界”更加综合的理解，在完全不牺牲特殊人性的条件下，也把自己看成是生活中的一条生命线。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共享自然界其他基本特征时承认人性，而不陷入传统的自然主义。
对于科学思维和政治战略思维的广泛领域来说，带有僵化思想和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经典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被设定为具有科学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追求富裕的一致性价值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习惯与经济战略，仍然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得到合法化。
现代社会正处于冷战时期，反对多样性和变化、不同和融合、开放发展和通过风险与机遇的平衡活动：即反对在包括我们在内的自然界中，成为生物进化起因的万物。这忽视了生命界的许多可能性：在不断分化和同化的创造过程中，生长出更加“有机”多样的生活方式。
持续变化是文化演化的一个特征，同样也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准。如果缺乏这一点，那么，一种文化模式就注定会僵化到崩溃的顶点。如果参与文化演化过程的改变能力，通过文化的内在结构，严格地附属于经济系统，而且这些经济系统与物质前提相联系，那么，文化只能在物质世界的有限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当达到这些极限时，就会致使文化演化停滞不前，最终退出生命的动态演化过程。
量子物理学要求从僵化的结构中解救我们的思维，用灵活的相互关系取而代之。这有可能解除和逐渐消除单一结构的集权建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偏爱的表达形式。而老师和精神领袖并不是我们的唯一指路人。我们具有相互提醒的潜在的天赋能力，每个人都具有洞察力，在普通对话的过程中，在学习彼此的文化时，我们能够学会利用文化。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有机地共同发挥作用的，像万物一样，我们也是与这种令人惊奇的现世地球生物圈不可分离地相联系的参与者。
构建多中心的经济结构
为了使创造和行动的可塑空间成为可能，我们要放弃狭隘的和机械论的战略模式。有机的合作将向我们揭示出真正丰富的创造活力。在时间上完全开放的世界中真正固有的创造力，将会冲破表面上牢不可破的束缚，并展示出各种各样的成功生活方式。越来越有活力的生命，一种持续的生成过程，能够替代一种拥有的僵化富足。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这种动态的相互影响，将首先开发出真正的幸福，并挑战与培育人类的整个生存。
为了确保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社会—经济交换的结构与体制的基本条件，我们迫切需要在人、社区及其自然环境之间，以及在生产、消费和供应的分配方式之间的各种经济交换战略，能够形成一体化的协作。如果经济学公平对待需求,并成为可持续的，而不是加剧不断增加潜在危险的人为同化和僵化，那么，必须根据地方和区域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战略、传统和愿望来衡量经济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最大程度地拥有去中心化的主动权。这同时要求全球网络化和通过全球相关的商品供应进行弹性补偿。
现在是在新的行动中履行新的思维的时候了。以一种学习的方式运用分化、变动和改变我们自己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新的体制、个人和社会之间平行发展是必要的。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相互作用，仍然受制于我们能够和应该替代的集权结构。我们要建构相辅相成的多中心经济结构。以货币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文明社会的、文化的和可持续经济的主动权以及共同繁荣制度相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拆散少数公司的垄断权力结构，支持各项经济事业。
此外，对话和交换还必须能够在所有层次的生物中，特别是在体制上和空间上重叠的文化之间，建立起来，不断地相互适应。以这种方式，动态地理解和平衡紧张局面，并把冲突转化为主动的讨论。在人类自己道路的独特性中所表达的这种创造发明的潜在性，增加了思想财富，促进了各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
配置中，经济学在形式上对最大效率—经济全球化的支柱—的强调，导致了人为的同化，在单一文化意义上改造了生活空间和人们对他们无法影响的外在因素的最大依赖性。这些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在增长过程中有害地产生的。当我们考虑当前烦扰人类的不断增加的问题时，它们几乎完全是集权和经济不平等的后果，被一种漠视生命的金融网络所推动与控制，而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这本身逐渐退化为一种永不知足的目标。由于地球在空间上和物质上是有限的，解构金融资本的无限生长，有助于驱动这种机理。我们幸存与和平的基本条件是服从地球生物圈动态稳定的许多可允许的极限，服从我们生命的自然基础及其再生周期稳健性范围内的极限。这必须在一种可持续的能源消耗和生态风险最小化的物质循环创造中找到它的对应。这意味着走向生存范式的战略方向。
如果我们通过权力的无限渴望来不断地“抨击”我们共同生存的生命场所，那么，就会导致大多数人和绝大部分生物不断消失，我们的问题将导致一场灾难。但是，创造新的可持续的有机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已经准备就绪。一种新鲜而熟悉的人类图像正在出现，它来源于富有情感的人们。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每天经历的对抗和失真不允许我们自己误入歧途。今天，我们自己作为人类的存在已经表明，我们也同样是延续了几十亿年的相似发展的成功结果。我们必须创造新的知识和行动，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生命力不同地增强和兴旺。我们相信，这种力量在我们当中是积极的。从所有的关联性来看，我们称之为爱，生命正源于此，它在根本上内在于我们和其他一切。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8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