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哲学命题
市场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货币、资本和私产。此三者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构成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基本经济哲学命题：社会主义与货币；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与私产。
第一个命题，社会主义与货币。
青年马克思曾援引莎士比亚的名言对货币发出情感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1]但是，情感终归是情感，后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交换价值还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2]
马克思这一著名货币哲学命题的真理性，一再地被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并断言“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3]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4]，然而摒弃了货币基本职能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很快就遭遇挫折，陷入困境。列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理论家勇气正视了问题的存在，“新经济政策”随之应运而生。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建立比较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基础”，勇敢地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大后退：“我们退得很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控买卖和货币流通。”[5]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由此出现重大转机，获得新生。邓小平对列宁的货币实践给予了极高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6]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主义的实践迎来第一个辉煌时期，它的基本经验就是货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货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命运同样历经曲折与坎坷。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前一个三十年的头十年，毛泽东对货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作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7]在这一时期，货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总体上处理得比较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在此后二十年中，一切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市场要素都经历了“革命大批判”，货币的职能几乎被完全取消，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是货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世界震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实践开辟了崭新前景。其间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牵线人”[8]，真正发挥了“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的作用。[9]
货币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丝毫也不亚于它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三种相继演进的基本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10]在此过程中，货币是撬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杠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不断革新着国人的生活观念——致富不是罪恶，时间就是金钱，赚钱成为一种美德，等等。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被深深地镶嵌在货币逻辑之中，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向货币筹划人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货币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理性化，整个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货币逻辑消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逐步得以确立，人们的自由个性不断发育成长。这是中国公民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中国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货币化，精神生活货币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货币以其近乎无情的客观性衡量着一切对象，甚至宰制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家园，人们似乎都成了单向度的货币人。货币的两面性带给人们的精神张力使得国人时常感到困惑和迷茫。这也是邓小平比较担心的方面：“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但他同时也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1]这就要求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们，尽快树立起一种成熟、健康的货币经济观、社会观和价值观。
三十年改革开放证明，货币的命运连着社会主义的命运，每当货币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反之，只有在货币的作用被认知、认同和运用之后，社会主义方能从挫折中奋起。与此同时，如何有效地缓解货币意识膨胀带给人们的价值观混乱和冲突，已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的大课题。
第二个命题，社会主义与资本。
世界上没有一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如此严厉地过批判资本，也没有一个思想家对资本驱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作用，能够达到马克思的认知水平。马克思批判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时他又高度肯定资本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2]资本驱动现代社会生成的深层动力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资本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13]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存在一个最深层的驱动力就是资本意识的觉醒。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迅速解放了资本的意志，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的能量。资本意志的觉醒意味着中国开启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14]但此后有一个时期私营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彻底割掉了，直到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沉睡十年的资本意识才被唤醒。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15]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逻辑起点，就是要以资本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质性步骤已经完成。
资本意识的全面觉醒，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大规模变迁，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理念和交往方式。中国社会转型得益于资本力量的牵引，整个经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进程大大加快，公民社会在资本意识的启蒙之下悄然成型。这一切就像一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悄悄的革命。事实上，这场无声的革命既是资本意志不断得到贯彻的根本需要，又是资本逻辑向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渗透的必然结果。
同时不应忘记，“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6]如果放任资本逻辑的泛滥以致模糊了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它必将放大改革的负面效应，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遇到的第一位的理论课题必然是：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今时代的劳资关系？对于这个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克服这些东西。”在具体谈到资本利用问题时，他特别强调：“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17]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国家政权必须超然于资本的意志之上，不能盲目地与资本共舞，甚至沦落为资本意志的奴隶。一般说来，资本意志本身就要求政治权力保持中立性，不干涉资本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资本与政治权力从来就有相互结盟的惯性力量，政治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权力的政治寻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邓小平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18]意思是说，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强调“讲政治”，这是确保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根本保障。我们适时地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增加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出台新劳动合同法、要求政府与资本相分离等，就是要通过根本性制度安排来纠正劳动与资本力量的对比，平衡劳资关系，有效地实现对资本的牵制。
三十年改革开放证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不遵循“资本的逻辑”就会走向死亡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如果不在“资本的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资本的伦理”和“资本的政治”，“资本的逻辑”就会崩溃的时代。彻底地遵循“资本的逻辑”就要求资本节制自身的欲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提出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唯一可靠的保障，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安排迫使资本讲政治。
第三个命题，社会主义与私产。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产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产物。这是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且必须结合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私有产权的存在是必然的，保护私有产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职能。我们通过修宪明确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对“物权”进行专门立法，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此。不理解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不可能真正理解改革作为一次革命驱动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的深层动因。
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盲目崇拜，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恰好颠覆了产权学派所主张的私有化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逻辑。准确地说，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不是私有化的过程，而是对产权社会化不可逆趋势的适应过程；就本质而言，它是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不断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权为私有财产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宽广的活动空间，私有产权的激励机制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家个人才能作为一种私有产权不但得到承认，而且被空前地释放出来，整个经济体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财富创造竞相迸发。
财富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世界生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创造史，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图景，而且孕育着一个日渐成熟的中国公民社会。马克思曾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19]私人财产是所有个人免受控制的物质基础，也是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营养的土壤。在当代中国，日益积聚的私有财产在不断地为公民个体创造着相对自主而较少受国家控制的私人领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被迫不断压缩，从而形成对政府意志的限制。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得以不断推进的深层原因，也是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内在动力。
不可忽视是，就像货币和资本一样，私产同样具有两面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财富的基础是对自由劳动时间和人类文明的窃取，而财富创造的终极意义在于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20]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一再地强调和倡导社会主义财富观：“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坦白地讲，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1]
三十年改革开放证明，个人财富的创造和累积，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急速地促进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翻新着个体公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这是私有财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历史昭示我们，凡是私人财富集聚的地方，总会存在贫富分化，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一个痼疾。医治这个痼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财富的逻辑”基础上建立“财富的伦理”和“财富的政治”，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财富不逾越道德底线。这将是私有财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更大的胜利。
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哲学基础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另一重要课题，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哲学基础。这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试做三点分析。
第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基础。
依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2]《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共产主义社会则表现为人的多样化的存在，即“最后表现在以当时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23]《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5]这说明，在最终意义上，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点，就是一种关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学说，而全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个人不断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此意义上，“努力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6]
然而，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如何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没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即将马克思的物化学说片面化，并以此模糊、排斥甚至否定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积极的人学意义。我们在前文提到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提出来的，其完整表述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0]在这里，所谓“第二个阶段”即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第三个阶段”即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明确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说明，虽然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对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承认，唯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个人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才会形成起来，从而为第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个人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有着内在的相契合的诸多方面。首先，市场经济促进了个体的历史生成。马克思认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乃是近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27]其次，市场经济促进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和劳动分工体系，其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要赋予人民经济自由，引导和鼓励个人自由而又负责人地进行自主的经济活动。正是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28]再次，市场经济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通过调动人的多方面需求，引导出人的多样性活动，推动个人的全球性参与，在最广泛的交往实践中使人的关系趋向全面，有力地推动了个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造就了“个人的需要、能力、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29]。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在促进个人的生成以及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求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一个条件。[30]这就使得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布局就是引入了市场经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放权”、“分权”、“让利”、“搞活”、“松绑”，直至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国民的个体人格获得了快速成长，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力地促进了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做出的一大贡献。
第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有两个基本维度：认识论的维度和本体论的维度。从认识论的维度看，实践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中心环节，在认识形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又是丰富多彩的，每一种理论都要面对不止一种人类实践的检验。从本体论的维度看，生存和发展是一切人类面临的前提性问题，而生存和发展又是一种实践状态，也就是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因而，生存论的本体论维度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第一维度。[32]其要义是说，社会必须尽可能地为个人开辟广阔的实践空间，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实践活动中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认识论的维度还是本体论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都是开放的、多元的实践观，它从根本上拒斥人类实践路向选择的决定论和一元论。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开放多元的实践观，为什么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却被描述、论证、定格、固化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实践呢？显然，这与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无关系。简言之，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时，人们容易犯两种相互关联的错误：一方面，在认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开放多元的实践概念误解为封闭一元的实践概念，其要害是，“以抽象认识论的方式”[33]否定不同人类实践之间的共生性和共赢性。另一方面，这种误解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结果，也必然导致对本体论的马克主义实践观的否定，即否定个人生存实践的优先性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对于个体生存的优先性，马克思曾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4]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多样性，马克思在批评西塞罗对伊壁鸠鲁思想的曲解时指出，不应该把个人的生存（像德谟克里特的原子那样）“托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应该（像伊壁鸠鲁的原子那样）“超出这种决定论”。[35]这说明，马克思坚决反对将个人的生存状态安置于某种给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架构之中，抹杀个体自由而多样化的生存实践。
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1]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的三大基本实践，即资本主义实践、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无情地揭开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身上的神秘面纱，现在我们不得不以理性批判的目光审查我们走过的历史。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新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标志，在此之前，苏联模式是衡量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标尺，因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评都以苏联模式为靶子；反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实践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二者都没能真正证伪对方，反而是在互相批评对方过程中彰显了各自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在此之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实践方式，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代表了一种斩新的人类实践道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较好地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弊端，与此同时，较好地利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优点，从而在公平与效率、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有机统一，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扬弃和超越。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入了市场经济，才使得中国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翻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从而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不但为检验各种理论的真理性树立了新坐标，而且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道路。用这个人类实践的新坐标来观察世界和检验理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将会失去理论话语空间，傲慢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拷问。在这个新坐标下，一方面，人类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从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用这个人类实践的新道路来展望人类历史的前景，我们得到一个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人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是开放的，人类可以而且必将在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实践形式。这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第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6]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坚决地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匡衡人类历史。所以他强调：“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7]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任何企图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做法，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然我们已经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不是一种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学说，它真正重视的是对任何历史运动的决定性的前提的澄明，而不是撇开一切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大谈特谈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性。[38]在此意义上，不但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被教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具，它的根本使命是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历史处境，并据此运用适当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现实，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我们考察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实践图景，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并对这种结合所取得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也制造了巨大的人类悲剧，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瓜分
的世界战争，对无产者的剥夺，物化和异化，等等。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梦魇，人类开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新的辉煌，但它同样没能避免人类悲剧的发生，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实践中，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在许多国家制造了短缺、饥荒和对人性的泯灭。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类历史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历史终结论者借机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39]，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舍此之外，“人类别无选择。”[40]
这种极端论调背后隐含的一个逻辑预设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个逻辑预设被先验地接受下来，固化为一种形而上学，即马克思所批判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否结合？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可否结合？这些都应该是开放性的课题，是可讨论和可实践的。邓小平以其超人的哲学智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冲破了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个禁锢：“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1]这一著名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精髓，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遵循这一哲学基础所进行的伟大理论创新，它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四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而且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化的光辉典范。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及其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人类应当遵循历史规律，但完全没有必要臣服于必然性。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42]这说明，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多样性的共存；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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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