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新兴宗教的大量涌现反映了当代世界社会现实与传统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分裂，这一分裂在个人的价值意识中表现为理性和情感的矛盾，当传统的价值观不能回答时代的问题，从而不能论证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时，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和对生命意义的领悟、追求，不少人便不得不在主流社会之外寻觅以填补精神的真空。新兴宗教的各种形式及其教义是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它的出现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因此，对新兴宗教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把新兴宗教简单地等同于“邪教”。
关键词 天堂之门 新兴宗教 宗教
“天堂之门”信徒的集体自杀事件再次震惊了世界，现在几乎整个世界都将他们视为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据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纳德·斯塔克说，欧洲约有1300个新兴宗教团体，其数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必须正视，在我们这个充满科学技术的内容而被称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中，今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其信仰上的相似者，新兴宗教正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其普遍的热情吸引了现代世界的许多心灵及其地域的无根者。当某一现象在一个时代成为一种潮流或趋向时，我们的眼光便不能就事论事地局限于一个事件本身，仅从道德的角度对其进行评判或谴责，而应该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这一潮流和趋向。本文试图从个人存在的心理及情感角度对新兴宗教团体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作出分析，并求教于方家。
一
宗教信仰是直接的心理现象，属于个人的主观世界，在研究一种宗教现象时，我们不能忽视某种宗教现象存在的心理状态。但人的主观世界是由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因此社会环境因素在某一时代的宗教倾向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只有把所有这一切──伴随工业文明没落而来的孤独、生活秩序和生活意义的丧失──都拿来放在一起，才能对我们时代某些最令人困惑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
新兴宗教团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信息内容的多元化和非群体化传播工具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非群体化、多元化，它一方面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创建了一个一体化的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把一个社会整体无形的撕碎，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削弱了人与家庭及社会的交流。交往性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性需要，它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情感连续体，从低级的群集感到高级的亲属感，都属于交往性需要的不同层次。例如，一般说人们愿意进行群体活动而不愿独处，这就是群集感；人们愿意与合得来的人在一起，不愿和陌生人在一起，这就是友谊感；人们愿意和家庭成员相处，以保持亲密的接触，这就是亲属感。在现代社会，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在主流社会中他们生活得比过去更加空虚和隔阂，世界变得陌生。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反而意味着友谊、爱情、义务、集体生活和人对人关怀的结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到孤独，这使许多人只能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寻找倾吐自己感情、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其次，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许多国家的传统制度和社会结构受到了普遍的侵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打破了通常的阶级、阶层、种族、性别和政治的界限，对那些生活较不稳定的少数人来说，传统的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价值不再接受他们，他们生活在混乱和咆哮的思想大漩涡中，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观点就像一阵又一阵的波涛冲击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刷新了他们的信仰，面对这变化如骤的世界、社会、人生，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生存的意义和人生价值问题则越来越像一具枯槁的骷髅，意识也与我们整个人类本性深邃的非意识生活、与我们的情感生活相脱离。这个世界不再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他们成了精神的流浪者，四处漂泊，随波逐流，为了得到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宁静，他们便只能疯狂地在主流社会之外寻觅以填补精神真空。
美国现代派神学家哈维·考克斯曾经对美国的新兴宗教团体和教派信徒作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新兴宗教团体成员和教派信徒参加新兴宗教团体或教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友谊、关心、温暖，他们希望宗教团体能弥补他们生活中的不足，希望宗教团体能帮助他们忍受社会上不愉快的事情，能使他们的情感放松。不仅如此，人们单独工作、千篇一律的生活印象也会使他们的心理疲乏。这同样也需要感情的刺激来使之释放。统计显示，主流教会信徒人数的减少和新兴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活动的增加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这里说明的不仅仅是信徒在不同宗教团体或教派之间的流动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价值观的强烈渗透以及现代人与传统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分裂。
价值意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理性层次即理论形态上的，另一个是社会心理、情感层次上的。就个人的精神发展而言，意识的理性层面和情感层面必须保持平衡。心理—情感的层次不是单纯的本能，它的沉淀物负荷着不同的价值观。从心理学分析，在促使形成宗教信仰的心理状态中，那些对人产生消极作用的个人的和持久的心理状态具有特殊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约翰·纳埃姆指出：“异化和丧失个人自我感就是这个社会在心理上造成的结果。”不仅如此，心理层面也是最先发生价值冲突的战场。一旦人的理性和情感失去平衡，人的情感就会要求理性作出解释和论证，在理性不能说服情感的情况下，人的情感将会作出最终的选择。
当科学的进步和理性的沉思荡去了宗教创世记的神圣光环之时，康德限制了理性的能力，宣称不能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尼采则向世界宣告“上帝已死”，这一切抹去了人类心灵的最后安慰。人失落在一个飘浮不定的世界上，不再有绝对的价值，不再有绝对的权威，也不再有绝对的支撑。当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发生动摇之时，人内心的信仰就成了肉体生命的唯一避难所。
据总部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寻踪新兴宗教团体的一个民间组织的执行主任米切尔·科洛费尔德统计，整个世界大约有2万个新兴宗教团体，加入这些新兴宗教团体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再信仰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而传统的主流教会固守传统的神学理论，醉心于神学的理论和理论论战，却不能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对处于困惑之中的普通大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组织，需要的是安慰，需要的是依靠，而不是理论的论战。而一些新兴宗教团体，如南方浸礼会、摩门教、安息日复临会、“爱的家庭”、统一教会、人民圣殿教、国际之路会、基督教科学会和“天堂之门”等以融合了东方宗教沉思默想或融合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学说吸引了正在困惑之中的大众。在完全孤独和社会环境的强烈挤压下，许多心理或情感的迷惘者便不顾一切地投向了新兴宗教团体的环抱，即使这一新兴宗教团体要他们相信最不合理的观念，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无论是“天堂之门”的信徒希望登上UFO弃世而去的信念，还是“太阳圣殿教”的信徒希望与其同伴相会于天狼星的信仰，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把他们的自杀行为归因于“现代世界的混乱”，他们在这个世界感到迷惘、孤独，他们在这个世界“一无所有”。
就世界范围而言，新兴宗教团体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美国大部分的社会创新出现在五个州，其中加利福尼亚首屈一指，它以创风气之先而闻名，同样，新兴宗教团体也以其为最盛，精神的痛苦和崩溃也以在加利福尼亚最为明显。应当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
人们常以骄傲的心情看待历史，以乐观的心情展望未来，认为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得脆弱，并将最终消失。人们一旦看到凭借自己的能力、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就能改变自然和人类社会，就想当然地断言宗教意识将会逐步淡化和削弱，宗教将逐渐消失。的确，与传统相比，当代宗教的发展出现了适应时代特点的世俗化倾向，宗教理论也因与当代文化的发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相适应而发生了变化和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流派和宗教团体。然而，情况的发展并不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乐观。在现代社会，变化最多的是宗教的传统形式，而不是宗教本身。统计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宗教信徒的人数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并没有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宗教信徒的人数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美国的研究人员在1997年4月上旬的一则报道值得我们深思，1916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勒巴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时仅有40%的科学家信仰上帝，而且他预计，随着教育的改善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不信神的情况还会扩大。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拉森和威瑟姆最近运用与勒巴同样的方法重复了这个调查，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在美国仍有约40%的科学家信仰上帝和相信来世，不信神的科学家占45%，另有15%的科学家为疑神论者。这说明，除了社会和认识论的原因，宗教的存在还有其心理上的因素，即人们的情感需要。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甚至声称，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
的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世界进入了数字化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的发展过程不是精神的普遍原则的唯一表现，而单一的个体也不是普遍精神的滔滔巨浪中非独立的、抽象的要素。因此，世界的数字化特征只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我们不能认为整个社会生活都具有数字化的性质。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方式，理性和情感是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领域。尽管人类以其理性的能力不断地体现着征服世界的力量，但人类理性在整个意识领域中只是冰山露在海面上的那一部分，人类的情感化存在构成了隐藏于海面之下的冰山，它以本能和直觉的方式支撑着人类，在我们这个因生活的数字化而使生存越来越趋向公式化的时代，人们日益感受到情感化的生活与人生终极关切的关系，并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它的存在。因此，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尤有必要强调情感化生存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意义。
“天堂之门”的成员基本上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对他们因希望登上随海尔―波普彗星而来的UFO而集体自杀的行动，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愚昧。这一事件证明，认为人类有能力凭借现代理性主义来控制人性的非理性部分的信念是一种朴素的想法。知识的获得并不能带来精神的必然提升，从“天堂之门”的成员在因特网上发布的告别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天堂之门”的成员在从事程序设计的工作时，他们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已经蕴含了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思考及其绝望。
强调情感化的生活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意义并没有降低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也没有割裂理智化生活和情感化生活的关系，因为人的意识活动是统一的，情感化的生活并不等同于情绪化的生活，情感化的生活是由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认识论、伦理学和本体论的长期积淀形成的不言自明的综合能力。情感过程与认识过程不同，它不是对周围世界的简单反映，而是表示人对这个世界的一定态度，属于人的心理范围。如果我们以理性的名义漠视人类生活中的情感成分，那么我们对意识的理解就过于狭窄了。而且我们将对心灵的呐喊一筹莫展，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看到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而不能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事实上现代人已毫无精神上的自信。他们在外表上显得很有自信，而内心却极其缺乏自信。尽管他们在物质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他们实际上是个发育不全的人，因为他们不懂得思想的能力。”显然，施韦泽认为，一个健全的灵魂决不能仅有控制物质世界的智性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有平衡自然与人类世界的综合思维能力，要包含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思考。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思考经常与信仰上帝联系在一起，就信仰而言，人的情感在信仰这一个人的态度中起重要作用，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信仰的对象引起人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态度首先在情感范围内得到实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感觉或体验。信仰不在情感态度之中是不可能的。对西方人来说，上帝与其说是道德的审判者，还不说是他们生存情感的寄托和道德追求的目的。康德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不是理性能够加以证明的，对寻觅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来说，他们的信仰根本不需要理性证明。而且，既然现代理性主义只承认逻辑思考、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知识为真理，神秘主义的信念就不可能以明确而证实的形式成为他们的精神内涵。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兴宗教团体信徒信仰的心理根据与历史发展初期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根据在深层次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许多新兴宗教团体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其信仰作了解释和论证，但实际上论证的内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以某种论证的形式弥合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巨大鸿沟，使人的身心得到平衡。新兴宗教团体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综合体、一个提供精神安慰的场所，它提供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位墨西哥作家指出：“只有情感能够深入生存的底蕴……仅有逻辑思维是不够的，只有当逻辑思维体现为情感时，才会产生出预言家式的、通观全局的、具有宗教感的眼光。”
对于现代科学的进步，马塞尔曾经说过：“计算机的确使人惊讶，我不能知道它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但可以断言的是，它绝对无法造出一种机器来追寻自我可能性的条件与效率之界限。”马塞尔敏锐地指出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反省能力退步的事实。这并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偶然事件，当然也不是人类的必然性命运，实际上，它关系到人类对理智和情感关系的理解、领会和把握，涉及健全人格的形成。
三
当然，肯定人的心理、情感因素与宗教存在的关系不仅说明了情感在意识和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而且说明了它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但是要真正解决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冲突和失衡，显然不能局限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局限在意识的领域。精神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情感是对现实世界和人们生存环境的态度，要弥合理性和情感的失衡，要改变情感对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失望态度，首先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世界及其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世界、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沟通的中间环节，平衡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种集体感，消除社会成员的孤独感。同时，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重视对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探讨和引导，使更多的人理解生活的意义，使人们有我们的生活是“值得的”这种意识。显然这种意识的形成离不开人们生活需要的不同方式和形式。从广义上说，任何一种有助于排遣人的消极体验和克服内心冲突的方法或手段，都可以被称为安慰。当代社会越能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宗教信仰的社会存在基础就越弱。
价值冲突最初表现为理论层面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确定的困惑，它折射到人的情感系统，表现为情感和心理的困惑，并在人们的行为中得到最终的反映。理论界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和文化迅速变化的形势下，跟上时代的步伐，回答时代的问题，使人们在价值观的复杂重组过程中，应付新的社会生存环境。
此外，对新兴宗教团体要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要认识到，当代各种宗教信徒对宗教的信仰并不表明他们简单地相信某种教义，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心灵寄托的需要，而新兴宗教团体则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事实上，新兴宗教团体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也正在于它们以一种幻想的方式、甚至是游戏的方式满足了许多精神流浪者的精神需要。许多新兴宗教团体的宗教仪式非常独特，它们甚至按照现代音乐节奏大跳摇摆舞。哈维·考克斯对这种“试验性的弥撒”非常感兴趣，他断言，如果教会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应该把游戏的成分应用于宗教仪式，并为教徒充分放松情感创造更多的条件。另外，据调查，在当代世界存在的2万多个新兴宗教团体中，具有极端倾向、违背现代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只是极少数，大约有200个，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主流宗教作为评价标准，而将它们一概视为“邪教”。因为，一方面这将更加使新兴宗教团体的成员感到孤独，从而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对立情绪，造成其行为更为“神秘”、“怪异”；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宗教的各种形式及其教义是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作出的适应性调整，甚至也反映了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特征，即许多新兴宗教团体在其宗教教义中吸收、融合了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文化的内容。
总之，现代的新兴宗教运动，或者说“第四次宗教复兴运动”，其实质是现实和历史的冲突在一部分人的意识及其行为中的社会表现，它的出现与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我们应该认真客观的分析，而不应该简单地进行道德谴责或道德批判。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12月第4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