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反映，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最本质的东西；也是这一时期一定阶级、集团的意志的反映，代表了这一阶级、集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他们的利益。它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每当社会基本矛盾非常突出，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历史变革时代，哲学思想上的斗争也就显得特别活跃，加速了哲学革命的进程；而一种新的哲学观点的产生，往往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阶级集团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向，成为政治变革的前导。这是已为历史证明的普遍规律。
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遵循着这一规律。自1840年起，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探寻中华民族求解放的真理。“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理论探索的焦点。经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千百万志士仁人的奋斗，在反复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变革的实践中，中国人民才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答案，这也是百年探索的正确结论。
最早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哲学思考的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龚自珍借“公羊三世”说论述了他的“变易”史观。他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研究历史来探索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一个王朝必经“治世”、“衰世”、“乱世”的发展过程。他在1816年，鸦片战争前二十多年就指出衰世已经降临，已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甚至也无才偷、才盗的无才状况，面临着“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朽木。”对现状深感忧虑。（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他揭露了统治集团日趋腐败，“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国贼三升民一斗”，老百姓不胜负担内外的盘剥，贫富进一步分化，人心思变，“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预示清朝将亡。对历史变迁的动力，他与儒家相反，认为不是圣人而是“众人”与“自我”，特别强调“众人之宰，非道非极，名曰自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依靠自我来变易历史。龚自珍的挚友魏源的历史观有较多新的内容，提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默觚·治篇五》）要求改变旧制，并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但他们又认为“其不变者道而已”。（同上）龚魏变易史观，为洋务派改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封建王朝补苴罅漏。他们在经济、技艺上发展洋务，客观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政治上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封建统治之道。
康梁维新派则大大地发展了龚魏的变易史观。自龚魏到康梁的五十多年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民族资本也获得很大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输入，满清王朝进一步暴露出他的腐败无能，因此在中国兴起了资产阶级改革思潮。他们已不像龚魏那样限于呼吁咨议，继续维持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而要求实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改革。康有为的历史哲学继承了龚魏“经世致用”的思想，“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最早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所谓“世界开新逢进化”(《苏村卧病写怀》)。他受当时古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进化发展思想影响，认为人类的出现是由苔藓植物发展而来，人类继续进化出现“圣人”，“圣人”制礼作乐。“美益求美者，诚爱民之至，不敢自息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说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进化，“不敢自息”。人类社会的进化，经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即小康，到太平世即大同世界，这是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并且描绘了大同世界的蓝图，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理想社会。显然康有为的三世说比龚自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并且他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哲学称之为博爱派哲学、进化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但如何实现他的理想，戊戌变法就是他的一次理想实践。然而，他寄希望于自上而下地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所以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维新派谭嗣同比康有为激进，明确否定三纲五常，攻击君主专制。但进化史观在近代中国真正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还是在1897年严复译刊《天演论》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竞争，优胜劣败”成了时新之谈，轰动了知识界。严复吸取了达尔文进化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问题。他否定了以往的历史循环论，肯定了人类社会“日进无疆”。政治制度、人伦道德与自然一样不断进化，他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原强》）以此激励人民维新图存。但他反对革命的突变，“不可期之以骤”，主张“万有渐而无顿”，强调逐步提高民智、民德、民力。百日维新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派政治理想的破产。他们政治上转向保守，哲学思想上也回复到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提倡尊孔读经。
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了维新派的积极因素，把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改良派营垒中决裂出来的章太炎积极参加了批判改良派的行列。他首先强烈地表达了民族主义思想。“举一纲而众目新，惟排满为其先务。”(《排满评议》)他的排满实质上是反对君主专制和颟顸的满清官僚统治集团。在《菌说》中阐述了他的进化思想，认为人种是不断进化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化的，强调“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但他把进化的根本原因归之于“积精专思”的思想因素。进一步提出了“俱分进化论”，认为善是在进化，恶也在进化。但他找不到如何解决善恶、苦乐进化对立的道路，最后又否定进化，从佛学“空无”理论中，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孙中山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实践者，他的进化史观区别了人类社会与物种竞争的不同，认为“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心理建设》）这个原则在人类行施了数十万年，但后来就不遵守了，出现了“人同人争”的君主时代。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要“人同君主相争”。而“由君权流到民权”，这像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最后归入东海，所以流向民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但他又重视人力的作用，他指出：“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认为弱国可以一跃而为强国，野蛮一跃而为共和的突变，批判改良派的“断难躐等”、“万不能共和”的观点。孙中山的理想社会也是“大同”，但不同于康有为。他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借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民有、民治、民享，要“复三代之起，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冒运。”（《复翟理斯函》）“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都是可以共的。”这就是他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并认为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如何实现他的理想?他强调依靠人心与人力，认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心理建设》）原动力是“万众之心”；而卢梭的《民约论》所以在当时受到欢迎是由于“刚合当时人民的心理”。所以他特别重视“唤起民众”，发挥民众的“人为力”。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有它的理论价值，表现出与前人之相异，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他没有认识物质经济是社会的本质，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的。朱执信基本上是阐述了孙中山的历史观，但他受到了比孙中山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1906年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等，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断。同年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承认阶级、阶级斗争，“革命者，阶级战争也”，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五四以后，对阶级斗争有了新的认识，不仅看到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并看到其经济根源，他指出：“在人人做工里头，特别有一部分人不用做工，而享有很多的结果，于是成了所谓资本阶级。”“然后把其余的人(直接为资本家服务的中等阶级除外)，编在劳动阶级里头。”“阶级斗争也是这两种(资本家与中等阶级)阶级逼出来的。”“所以社会问题的解决，是要把阶级构成的特权消灭去。”(《中等社会的结合》，《朱执信集》第76页)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哪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也是必然的。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想办法是完全应该的。这说明朱执信是在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可惜在1920年被桂系军阀杀害，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总的说，自龚魏到孙中山，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龚魏以中国传统经典为依据，进行了哲学的改造，论述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给人以极大的启迪；但他们没有越出封建制度的框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成果和政治观点，把进化论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进化史观成一个时期的思潮，影响极大。但他们反对突变，主张渐变，依靠统治阶级上层实现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章太炎、孙中山把严复等进化史观加以改造，强调突变，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也没有最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朱执信虽吸取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没有完成根本立场的转变，总体上说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这说明中国近代的进化史观在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复古主义，推进中国革命进程方面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但是由于没有从物质经济基础上考察社会历史的进程；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中的阶级关系，不能选择真正的依靠力量；没有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本质，因此都不能提出一个先进的政治纲领来指导变革的行动，所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二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人民极大的震动。国内国际形势影响着中国的先进分子，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展开了新的论争。
五四以后，多种哲学流派混杂，既有中国传统哲学，又有大量从西方流入的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广为传播。因此出现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东西文化”、“人生观”等的论战，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探索中国的去向。
康有为、严复等已倒退成为顽固保守派，竭力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而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虽然维护儒家哲学，但吸收了某些西方哲学观点，对中国哲学革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漱溟是东西文化论战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心学泰州学派观点揉合起来，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生命的绵延；宇宙现象体现在生活中，就是意欲之流。而意欲的路向有三种：西方的、印度的、中国的。而西方文化出现“疲蔽”，只有走“中国的路，孔子的路”才能拯救世界。所以他竭力颂扬中国的旧文化，主张复古。熊十力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路。这条路“实欲以东方玄学思想，对治西洋科学思想”。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科学文明，而“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造成了世界大战；东方文明是“反本求己，自适天性”的玄学，所以应以玄学为主，科学为辅。(以上见《十力语要》卷一、卷二)冯友兰在40年代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建立新“道统”。他明确地表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他认为传统是“信古”，是“正”题；五四是“疑古”，是“反”题；现在要“合”，即是“释古”，把历史上的“是”和“应该”继承下来应用于当前。他承认“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秦汉历史哲学》）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同上）如何继续过去?他认为“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新事论》）说明道德是组织社会的核心，而道德是中国的好，技术是西洋的好。并认为仁、义、礼、智、信五事是永恒不变的，忠、孝应赋予新的内涵。他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主观唯心论不同，而是继承了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所以他要继程朱之后建立新的“道统”。贺麟在三四十年代提倡建设新儒学思想，开展新儒学运动。他认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应该用儒家哲学来融化西方哲学，吸收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礼教；并用西方艺术来发扬儒家之诗教。总之，他们企图溶西学于中学，建立一个新的中体西用的体系，促使中国自立自强，表现为爱国者的立场，但他们的观点终属新瓶装旧酒，无济于社会现实。
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者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以“空谈主义”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实验主义》）这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有用就是真理”。所以他只要去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不必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历史事件都是偶发的，“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了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因此他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新思潮的意义》）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人生观论战(即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张君劢挑起来的。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的玄学派与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围绕人生观问题展开了争论。玄学派贩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强调生命冲动、自由意志、良心、人格等，否定人生观的科学性和因果性；宣扬唯意志论和盲目行动；并与儒家哲学的心性修养结合起来，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实际。丁文江认为人类历史，道德礼教都是人的心理现象，都有它演进的历史和原因，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寻找出来。但他所谓的客观规律、事实等，只不过是心理上的现象，或主观感觉经验，也就是马赫主义的“感觉的复合”。因此在历史观上他强调好人政府、精英政治，认为通过道德力量可以使政治清明，达到政治道德化；因此应该选拔道德高尚，思想水平高的人来担任政治领袖。由此他参加了北洋政府，企图用道德来感化北洋军阀，结果成了北伐革命的对象。
至于戴季陶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上述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代表了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法西斯专制独裁寻找哲学依据，在中国近代革命中毫无积极的价值。但他们充当反面教员，为哲学革命提供了批判的材料，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对戴季陶主义，毛泽东、周恩来、艾思奇、范文澜等对唯生论、力行哲学都作过无情的批驳。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也丰富了哲学革命的过程。
中国革命的先驱为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为求得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和斗争，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最后胜利，经历了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也经过了复杂艰苦的斗争，才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四期间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经历了几次大论战，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第一个完成了这一转变。他早期信奉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理论，要求在中国实现像法国那样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他着眼于人的自我觉醒。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向马克思、列宁请教了。在几次论战中，改变了立场和观点，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历史，他说：“马克思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明确指出“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律，等等。”（《李大钊选集》，第260～261页）由此认为各种改治变革“其根本原因都在特异经济阶级间之竞争”，(同上，第187页)即阶级斗争。他特别强调要研究“今”，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明确指出：“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的出路。”“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同上，第567，500页)而革命的结果是“联合一个 ‘民主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同上，第401、465页）同时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混充牌号”的社会主义是“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同上，第166页）对黄凌霜、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否定“绝对自由”，强调要由无产阶级来组织政府，即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继李大钊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前他是进化史观的拥护者，“进化公例，适者生存”，认为社会历史，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历史；民主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认为中国只有“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才能适应“今世之生存”。（《宪法与孔教》）他与李大钊一起在几次论战中坚决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唯物史观。他强调“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序》）而革命的目的就是改变经济制度。并认为在当时中国不能采取渐进的方法走资本主义的路，只能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陈独秀对自己早期的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思想没有彻底清算，1924年他说：“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列宁之死》）；另外他过分夸大群众的落后心理，蔑视群众的力量，导致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说明他虽是一个革命者，但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哲学革命也进一步深入，并由毛泽东对这一历史阶段作了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是一个唯心主义唯我论者，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我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能。盖我即宇宙也。”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映在历史观上，夸大精神的作用，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在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主张有一二天才出来“大度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表现为英雄史观。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开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和理论斗争中，在同党内和党外的错误思想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哲学理论。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从而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方式，以及革命的最后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充分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掌握真理；科学地运用矛盾规律，根据客观实际，分析主、客，敌、我等多方面力量的消长，制订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形成为一个全新的历史哲学。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以及党内一大批专业哲学理论工作者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摸索和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不仅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还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宣告了一个历史阶段哲学革命的总结，找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这是百年探索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岁月的推移，毛泽东哲学思想将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充实。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