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毕业分配，走错大门
为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们６０届部分同学提前半年即１９６０年３月毕业分配至本市宣传系统，包括文化、电影、出版、新闻等单位。我与四十余位同学被分配至电影系统。因系带队人之一，我先被留在电影局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兼管《上影通讯》、《上影画报》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为局党委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仁声、局长张骏祥的秘书。后因上级有指示精神，刚毕业的高校生，应下基层锻炼，不应蹲在机关，我又被调至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办公室，直接领导是厂长、著名导演陈鲤庭（他还健在，已１０１岁）。在电影系统工作期间，我结识了不少名演员，如赵丹、白杨、上官云珠、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孙道临等；名导演如汤晓丹、汤化达、谢晋、桑弧、顾而已、杨小仲、付超武等。同编剧赵清阁也常打交道（本院复院后调入文学所）。说实话，单位虽好，但对本人而言并不适应。因我毕竟不是艺术专业毕业，所学非所用。当时赵丹曾在我办公室说过一句话：你们学政治法律的，毕业后，大门走错了。本人听后只好一笑了之，心想，这是组织分配的，又不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但在当时，在心里埋下了“跳槽”的欲望。后来果真机会来了。有位同志爱好鲁迅创作，这时电影厂正要筹拍《鲁迅传》电影，恰好需要这位干部。原单位提出，人可以放，但要有位党员干部对调。我听到这个信息，便“毛遂自荐”，结果成功了，“跳槽”到该机关。上班不久，“文革”开始。当时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我属“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故第一批被下放到崇明岛“五七”干校劳动，一待便是五年。从１９６０年毕业到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整整十六年，应该说这是我体力、精力最好、最旺盛的十六年，然而却没有什么“政绩”，白白的让光阴流失。
二、抓住机遇，重返母校
粉碎“四人帮”后，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高校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闻讯上海社会科学院将于１９７８年５月筹备复院，便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书面申请，后经上级批准，有幸于１９７９年９月被正式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并安排在哲学研究所。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所长周抗，副书记、副所长洪秉奇分别找我谈话，要我从事学术秘书室工作。工作范围大致是：统计科研成果；具体组织本所学术活动；接待来访的有关哲学学术交流的外宾，有关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的具体组织工作，等等。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在所长领导下，每年都能较好地完成科辅任务。有幸的是，在我担任评定哲学专业高级职称的秘书工作中，结识了冯契、胡曲园、严北暝、徐孝通等多位著名学者，他们评定职称认真、公正。
后因工作需要，于１９８５年６月我又被调任负责所办公室的工作，任务加重了，但我知难而进，因为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办公室做的是科研的后勤工作，面广、辛苦，事无巨细，样样都要干。包括职工家中房屋纠纷的调解，解决职工夫妇两地分居，领导住院值班、护理，科研人员外出开会费用报销审批，职工出国手续办理等等，我在办公室一干就是七八年。但我会同办公室的诸位同志，齐心协力、和睦相处，总算完成了办公室应做的工作，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社科院下属研究所的科辅、行政工作不同于党政机关纯行政管理工作，它同科研息息相关。比如办公室具体负责的人事工作，如果调进一位从事研究的同志，一定要了解该同志的学术理论水平，然后向所领导汇报，最后决定是否调进。使我满意的是，在坚持坐班，完成行政管理工作的空余时间，还可以跑跑阅览室、图书馆，看看书，从事点哲学研究。我发表的一些文字和在本院出版社于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个别和一般范畴简论》，便是在行政工作空余时间完成的。
三、静下心来，专搞科研
尽管自己能在完成行政工作的前提下，“挤”时间搞点科研，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肩挑行政，一肩挑科研，这“双肩挑”很吃力。后来我便向组织提出了申请，要求下到研究室专门搞科研。组织满足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从事研究。这使我有更多时间从事科研，更使我实现了我“学以致用，扬长避短”的愿望。像上海社科院如此好的科研环境，全市都难找到。于是我加倍努力搞科研。在我专门从事科研工作期间，我有幸能多次出席全国性的哲学研讨会，外地学者对上海社科院出席会议的同志，都很尊重，往往推荐我们在交流大会上发言。我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两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人权理论研讨会，在两次闭幕式大会上，都让我代表上海地区赴会的同志发了言。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间我参加由中宣部召开的那次人权研讨会，回沪后即向当时的宣传部长金炳华作了汇报，之后还由市委宣传部组织，专门召开了全市性的宣传干部大会，由我和华师大教授叶立煊作了传达。后来，我还在本院召开的所长会议上以及市社联、市妇联等单位召开的会议上，传达了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的精神。
由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自然而然地便公开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科研成果。入院来，发表文章五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四部，以我为主合著专著三部。我自１９７９年９月入院到１９９６年３月退休，在社科院工作了十八个春秋，假若包括在社科院就读的时间，整整二十年。我对社科院怀有深厚之情。
（作者：原哲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