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泳鑫：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社会动员――兼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历程

[内容简介]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论证了先进文化进行社会动员和大众化的历史责任，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的基本规定。

[关键词] 先进文化；大众化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的变革或转型关系到人的再造，因而在文明的总体变迁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文化的抽象性、深层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又使得它的变迁比文明的任何其他层面的变化都更为艰难。[1]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其主体—人的重要性，现代化“依赖人的现代化”。[2]文化面向现代化发展既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最具深刻性的标志，也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拓性先导。

一、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启动与文化自觉

1.文化觉醒与文化运动

中国古代文化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与之互为支撑的是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外来势力的挑战，然而，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含科技教育等)遇到拥有工业文明的民族的挑战之后，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再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平行发展、和平共处。强势与弱势必然发生的较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灾难，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有了工业文明这把“万能”利剑之后，已经使世界进入其殖民体系，中华封建帝国最终衰落只是这种体系扩张的结果之一。农业文明下的中国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嬗变，不管其进程快慢，其趋势必然是要开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的结构性嬗变与封建文化的衰落，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反映。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开始启动就步入中西文化巨大冲突的历史阶段，并且有着认识上的主观性羁绊，这是中国文化面向现代化发展缓慢一个原因。有了“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语），新文化运动才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旗号之一便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现代意识的觉醒，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文化自觉。

2.现代化的文化标准

简单地说，现代化应该是以社会进步为标准，在中国，应该以反封建文化开始，以建立与工业文明要求相一致的文化为目标。然而，由于文化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体系，其中包含有人类文明的文化结晶，也有陈腐的文化积淀；有与封建体制相互支撑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封建伦理纲常，也有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道德价值规范等。同样，工业文明不等于外来文明，西方文明中有与工业文明联姻结出的文化果实，也有西方社会自身传统的文化结晶和其陈腐的文化积淀。因此，这种复杂性说明，一方面，反封建不能简单归为反传统，另一方面，中外文化的冲突本来应限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而不应简单地归于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更不应归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优劣兼并。外来工业文明夹带着西方文化的劣根性进入国门甚至横行世界，在难辨是非与真假的时代，就同时出现了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现象。

3.文化变迁与社会变革

封建王朝灭亡后，封建主义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软弱的资产阶级单靠文化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革，这注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革的艰巨性。鲁迅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推进中国的进步，新时代的启蒙者不仅要启发人们的自我意识，促使人觉醒，而且要为从梦中醒来的人们指出社会进步和自我解救的现实道路，而社会变革则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鲁迅的社会改革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他看到的已不仅仅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弱点和包袱，而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那里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充满文化的社会深层变革和新型人学革命的意蕴，为此，必须将文化改造深入到广大社会民众之中。他反对将文化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之内，认识到“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3]这种文化改造思想的精髓在于，文化运动必须深入到社会深层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

4.中国革命的先进文化抉择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曾是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极先锋。五四运动前，构成其人生观和历史观基本内核的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进化论思想。陈独秀早期的这些思想概念，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和怀疑精神，表达了他们以生活进步和个人幸福为基本追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愿望。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思想观点从单纯的文化改造发展到社会改造上。他发表于1919年12月的《新青年》宣言[4]，已经去掉有关追求 “个人的享乐”的人生观点，开始向往和倡导“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社会理想，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这时的国民人格之改造目的，已经不只是满足欲望的个人生存，而是必须希望“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其实现途径已经不只是个人奋斗，而是必须经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这种转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之处在于，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启蒙引入到了不仅与政治相结合，而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社会革命之路。正是在这里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才得到内在的统一，文化自觉才能发展为政治自觉。有了这种政治自觉，他才从原来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转向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才有后来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意识的成熟，而阶级意识的成熟是政党产生的思想和文化前提，即“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5]。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代，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

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在中国民主革命时代的开花结果，这不仅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路线激烈斗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前进。这种转变表现在文化取向上，就是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由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单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启蒙意识，转为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批判上。

哪种社会都有惰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停滞现象，故需要兴起新的思想进行社会启蒙和鼓动，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旗帜。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蜂拥而起，首先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历史已经明证，论战只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任何一种主义取得胜利都不是由论战本身所裁定，而是必须具备取胜的要素。其要素是什么呢？

首先，必须蕴涵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因缺少而急需的现代性 。也就是说，中国要摆脱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文明，封建文化将被淘汰，传统价值体系已经残缺不全，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旧存的传统体系脱胎换骨。

其次，必须是世界文明最新进程的文化集大成者。当时，最先产生工业文明的欧洲等西方国家，其文化劣根性已经暴露。因此，“要先进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这是民族的呼声，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够与中国现实社会相融，融于文化深层和社会整体的变革之中，而不是流于层面和形式。文化的变革不但需要来自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自觉，而且必须赋予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也就是说需要是一个全社会的革命性动员。五四以前的中国，从技术救国、共和主义到新文化运动，都因不满足这个条件而失败。历史事实说明，不管什么人坚持什么主张，他都必须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在自己的社会土壤里，投身到社会改革的现实中去。

5.新民主主义文化胜利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必然有着自身的优秀品质，它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密切结合，生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协调一致，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史观”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法的斗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调和论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忠君观念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规律、尊重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和直觉主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经验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商品意识并不一致，等等。这些不一致在本质上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业文明时代的先进文化，它与代表封建农业文明的腐朽文化之间的不合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不但是吸收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成果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西方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激烈批判和抨击的过程，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科学成就和人文精神的理论结晶和最高文明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存在的本质差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先进分子中传播并不等于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扎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并开花结果，非要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文化自觉并与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不可，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中找到自己的接受者、传播者和社会实践者。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这种应运而生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得由此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国这一革命历史时期的最先进文化。

中国社会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接受和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造两个重要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所掌握，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初步形成了先进阶级的文化自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并且进一步深入而又辨证地指出，要彻底消除旧伦理、产生新伦理，必须改变社会基础，对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李达等也较早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文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一个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自己的新角色，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动员和理论创新找到了自己的领导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但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路，而且在对中西古今文化的长期论争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自觉与文化自觉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并且找到了正确的社会动员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予人民群众以崇高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她把人民大众作为革命的生力军和文化的主体，她使中国广大民众这一文化主体逐步走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认同上，从而也就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彻底性变革。中国社会经历过思想领域的激烈较量，尤其是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大论战，比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玄学之间论战更具历史意义，而且它作为一次重大的思想运动，还使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紧密结合、共同关切国家的命运，第一次将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术领域都涉足对于中国命运、前途、出路抉择的论争，改变了以往中国文化沉闷的学术风气。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均处境艰难，但却以极大的热情非常有力地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作出了献身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选择，他们不但创作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产生了对工农兵的认同。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变，它在实践上破除了那种把文学、文化当作知识分子自我表现或自我完成的旧思想意识和精神贵族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既已批判过的），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主体文化的形成和文化的主体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历史性铺垫。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论争与文化论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围绕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进行展开，既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共产党的纲领相一致，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实现向着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政治变革，向着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体的变革，以及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主体文化的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文化自觉和社会动员的高效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取代已经衰落的旧文化空缺，新民主主义文化成功地取代旧的封建文化而成长为新的主体文化，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这一文化主体的确立，它要推翻旧文化的上层建筑，并使得知识分子等传统上层社会文化的主体，成功转向对新民主主义这一主体文化所依据的历史主体即工农兵的彻底认同，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而共同形成新文化主体的革命任务。这一历史成就使得那些在此主体文化认同之外的各种文化流派，已经无力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因为他们之社会活动已经无关大局的走向。20世纪上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文化探索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群体里的伦理化，任何一种变革中国命运的势力派别，必须在实践中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否则必然归于失败。西化派也好，保守派也好，或界于其间的徘徊者也好，他们最后都只能陷入或焦躁、或迷惘、或失落、或不平的感觉之中。当然，他们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不乏有益贡献，因为所有的文化探索之路都构成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方向，无疑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共同的前进方向。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在从殖民体系向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变革的时代，世界范围的反帝浪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等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并将这种新文化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结论，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主体文化的历史见证。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历史进步性。

把中国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抽象批判，上升到“为什么人”的实践高度，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观念的革命。突破自由主义抽象的“人权”局限，将无产阶级、将普通劳动群众作为现代中国文明主体，这一认识上的新命题和新思想率先进入早期共产党人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作为全部文化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在理论上消除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误区，而且在实践层面使文化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并通过广泛的文化动员，实现了文化价值系统的转换与文化功能定位的有机整合。这恰恰是那些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6]1942年延安时期，针对文艺界依然普遍存在的轻视工农兵和脱离群众、缺乏对新文化主体了解、认同的倾向，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一核心命题，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总之，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科学社会主义先进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制订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并在革命实践中达到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的历史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生力军，从思想到形式（包括文字等）上，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在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后，成功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这一伟大历史的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

二、新中国全面实现大众的文化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也就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国家的主体文化提供了合法性政治保障。建立新社会必然要求为改造旧社会而实现价值系统的转变，以及为重建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寻求新的文化价值 。这是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必将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重建也意味着党的理想追求要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发展相一致，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相辅相成，从而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两种形态同步前进的特点。

首先，人民大众是一个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群体，这既是新中国巩固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基础，其中就必然存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党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的文化工作主要还不是立即要人们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继续肃清在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买办洋奴思想等敌对意识形态，主旨就是要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纲领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旧社会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本来面目。在为戏曲改造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基础上，针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问题，1953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百家争鸣”。这样，“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就构成一个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满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要求的完整的文化政策体系。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长久的大政方针正式提出，这一“双百”方针于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决议》。

第二，新的文化主体地位得到了最有效的维护。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力量，工农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在此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人翁地位。因此，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继续成为新中国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建国前夕，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大会分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和历史经验，指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是文艺得以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获得了文艺界的广泛共识，文艺界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起来，从而使党的文艺政策成为中国文艺界的自觉行为。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形象的突出刻画，是中国新文艺作品与旧文艺的一大区别。

总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的文化前进方向问题，进一步培育出新社会的文化主体，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整体统一。 “双百”方针要解决的是对非社会主义文化的利用和改造问题，它改变了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陌生和漠然的局面，他们因此而对社会主义倾心向往，[7]从而做到人民大众的文化与建设时期统战工作的有机统一。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效实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建设源泉竞相迸发的社会动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文化利益和中国新文化前进方向的又一历史见证。

第三，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其任务首先是解放劳动人民，使人民群众上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其文化社会动员的精神 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其直接效果是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热情的迸发，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政治参与意识得以普遍确立。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必须承认，与工业先进文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基础并没有立即建立和发展，并且之后犯了“左”的错误，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严重缺失，以及因突出政治文化地位造成整个社会政治热情过分高涨且长期居高不下的偏颇现象。

三、改革开放推动文化发展进程的飞跃

1. 市场经济对文化变迁的促动

现代化在我国主要是从反封建开始，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焕发革命热情、增长政治觉悟从而具有反封建意识一样，商品经济不但从物质形态上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且它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在长期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消亡，从旧的传统惰力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产生出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法制等基本原则，创造出崭新的开放性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这些正是现代化的基础。缺少这些基础，要革除封建文化残留，就必然容易采取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紧密结合的做法，以政治动员代替社会动员。

由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历史的联系，过去，搞商品经济很容易被当作搞资本主义，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与商品经济相联的市场调节，只有高度计划化的中央集权。现在看来，不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要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改变了传统心理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随着市场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人们的主体意识再次被激活，表现为自由意识的确立，参与心理萌生，独立人格的形成，法治观念增强，开放心理构建，权利意识生成等等。人们把发展作为首选的价值目标。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产生了新的交换关系，交换中的平等观、自主观、契约观和诚信原则也日益成为社会和文化共识。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不再是财富的均等，而是财富的增长，平均分配观念被公平和效益的辨证关系所代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8]

2.新的挑战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促进了社会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巨大变迁，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不亚于一场革命。然而文化各领域的变革并非同步，也并非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完全同步。先进文化和新道德、新风尚的全面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既取决于新的先进的领航文化的自觉程度，又取决于新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进程决定着因现代化而更新的民族文化的先进程度。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命题，提升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反映了执政党高度的文化自觉。但邓小平同志生前就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虽然提出较早，效果却并不理想。并指出原因主要在于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985年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9]著名的现代化问题学者英格尔斯说过：“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实现”[10]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转型，形成转型时代新旧体系并存，即兼有新旧两种社会文化类型的因素，面临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整合的挑战。由于人的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加，生活在这些二元结构中的人们虽然在家庭、婚姻、道德、习惯、心理、思维方式等文化价值取向上发生着非常显著的变化，但依然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文化体系并存的状态之中。过去的因素与现代的因素同时在发挥作用，影响着社会和人的文化生活，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某种程度上的无序现象。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交融错综复杂，中西文化和价值沟通还缺乏有机、内在的契合。因此，这种新与旧的并存交织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在新旧文化之间必然出现甚至非常尖锐和非常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因而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宏观调控，制定出有效的文化规范加以引导。

市场经济是消费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因而需要人们对消费有新的认识，并形成相应的消费文化氛围。过度的消费尤其是当今社会上蔓延的狂乐行为、享乐主义的消费观会逐渐破坏社会长期形成的正常职业伦理规范。

3.大众的——民主和法治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大众的即民主的文化是一种创新的制度文化，需要民主制度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大众文化的推动。在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大众的文化动员其目的不再仅仅是破旧，而主要是竖立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即立新，要形成的是一种大众的即民主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治精神，人的自由解放目标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追求。

无论是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的持续发展，还是人们思想、道德面貌的切实提高，都离不开健全、优良的制度，都需要制度发挥其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即要靠制度化、规范化的力量。精神文明也要以制度为中介和依托，才能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相互联系与作用，精神文明的发展乃直接受制于制度的发展。精神文明本身也有一个制度化的问题，健全制度化的规范体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才能使整个社会处于协调、和谐发展的良性进化状态之中。

必须把人的现实追求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而这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做到甚或认识到的，它由该社会的文化的先进程度所内在决定的。它需要一种先进性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必须既要认识并克服“异化”的物的基础，同时要认识并克服“异化”的自身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同时呼唤一种大众文化的自觉，需要通过教育、宣传、规范引导等多种动员形式，将传统民族文化同封建糟粕相剥离并加以继承，借鉴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迅速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物质文明，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基于的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中，人的发展就具有双重意义、双重价值和双重作用。除了拥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和目标外，社会主义的人们作为自身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其主体性同时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力推动，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必然转变为现实，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达到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11]也就是说，人的个体发展现实地表现为培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者。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2]在强调了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一方面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忘记人的发展的个体目标，而且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一项重大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不久，党和国家就提出培养新人的“四有”标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上的战略目标：“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13]党的这些认识上的新的重要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在先进文化上的高度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化为大众的社会动员，将产生无穷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