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禾：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摸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做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的有效整合，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人文关怀是一个核心概念。人文关怀，即人文主义的关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以人为本作为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要素，得到了公认。
　　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形成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就曾经赞叹道，从封建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本主义“客观上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活动成就、这种现实基础的创造是通过对抗的、不人道的方式实现的。因此，马克思强烈呼吁人文关怀必须要有社会表达、阶级表达的顺畅机制。原因在于“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与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工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使自己不至于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
　　概括起来看，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和不可超越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通过法律、街头斗争或者资本家的审慎考虑而改变工人状况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同时认为，实现人文关怀的根本途径应从研究生产的历史形式及其矛盾运动中去发现和寻找。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兴工业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经济活动、公司组织对西方社会和公众生活的影响急剧扩张，人们对它的期望和要求也随之上升。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和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西方主流社会开始关注雇员的公民权、公司的社会责任等问题。人文关怀通过比较系统的经济伦理学理论和制度设置，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深入到了马克思当年认为是“资本可通过私人立法独断确立对工人专制”的企业组织内部。经过公众的漫长抗争与相互妥协，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中实现人文关怀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并最终成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共识。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人文关怀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与西方的“自然过程”不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主动开始的。借用康德的话说，它是“由目的性设置引发的”，不是自然的因果过程，而是社会实践。中国曾经长久地处于贫弱状态，因此推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社会的迫切任务。但没有人文关怀，经济过程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走不同于西方早期发展的新的人文关怀实践和人文进步之路。
　　1、从经济发展的目的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主要基于改善13亿人的生存状况，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发展需求。市场经济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关切、改善13亿人的生活状况是中国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价值。这就标志着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受惠人口最多的人文关怀实践。
　　2、从经济发展的主体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制度上肯定了普通公众对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人文关怀在这里体现为亿万公众对自身的关怀、对个人价值的注重、对自我需求的满足、对自身潜能的认识和发挥。
　　3、从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智力支撑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我们也一直强调人人平等、鼓励劳动光荣、保障公民权益特别是工人和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党的十六大更是全面总结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五个坚持”和“五个统筹”，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为走出一条崭新的人文关怀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人文关怀并不能单纯借用精神的安慰减少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但它可以传递人间的公平、正义、同情和理解，使人人都尽可能拥有尊严，享受宽容。只要有人文关怀存在，人间便会有良知和情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能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是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我们应当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不断实践，使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更好地结合起来。（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2005年10月6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