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先后三次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和话语品格，它不仅是党带领人民开创的人类民主政治生活的中国特色实践方式，也是党在长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形成的中国式民主话语表达方式，对于在全球民主政治领域构建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构建人类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明确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始终面临着两个难啃的“硬骨头”，一个是如何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的政党制度，即如何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向国际社会做出科学的解释，以增进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在国际政党制度领域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针对中国政党制度完成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语构建，标志着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人类政党叙事的正式问世。当前，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国际话语力量，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对政党制度话语的垄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政治空间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话语竞争力。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另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是如何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式民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垄断了对民主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表现出了极度的话语傲慢。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历史终结论”，公然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其实质乃是打着学术的名义制造一种西式民主话语霸权。冷战之后，西式民主被强行移植到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所酿成的人类悲剧，正是这种西式民主话语霸权制造的恶果。事实越来越清楚：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民主作为一种话语叙事所扮演的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理性”功能，远比其承诺的民主作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理性”功能，来得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因此，如何对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进行解构，进而终结其不断制造的“民主悲剧”，便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项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一种历史现实，若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算起，在西方世界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秩序以来的300多年里，还不曾出现过另一种民主形态能够对西方的民主话语叙事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理论，意味着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实践形态、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叙事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意味着在西方民主话语统治世界300多年之后，终于有一种可以与之展开并肩竞争的民主话语，从而推动人类民主政治话语秩序的深刻变革，并塑造人类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
那么，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叙事，究竟“新”在何处呢？这是一个极为深邃的重大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代表着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民主话语叙事的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挑战了支撑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两个前提假设。
其一是唯一性假设。在西式民主的话语叙事中，现代民主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也因此，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点，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源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代表性人物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舍此之外，“人类别无选择”。就其本质而言，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是米塞斯观点的另一种表达，二者都对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傲慢。但是，这种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开放性，“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谓是当今世界多样性民主实践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从本质上承认人类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从本质上认同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一个共同的鲜明主张：多元现代性与多元现代化，以及人类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人类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个鲜明主张包含着一个具有真正本质意义的民主话语的建构逻辑：对任何民主话语一元论的拒绝和消解，以及对任何民主话语霸权的拒斥和抵抗。就此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民主话语的“唯一性”假设，从而为构建人类民主话语新秩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其二是抽象性假设。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诸如此类西方民主话语中的人权概念道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西方民主是一种抽象的民主。应当看到，在西方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提出“抽象人权”的主张，在其发端处是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它用“天赋人权”来对抗“天赋神权”和“君权神授”，即用一种属于人的抽象权力对抗另一种基于神的抽象权力，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西方人谋求走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话语策略。然而在此后的发展中，这种具有积极抗争意义的民主政治话语策略发生了异化和灾变。一方面，“民主的抽象性”从作为驱动西方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话语策略被异化为民主的本质规定，从而将西式民主导向一种“形式民主”，即民主形式与民主内容的分离。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根深蒂固、难以自救的“二元论”难题。今天西方世界此起彼伏的“反抗疫运动”，竟然发展到无视人的生命的地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形式民主”产生的恶果。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的民主政治话语策略进一步灾变为西方民主优越论的理由，以及西方推行民主霸权、干涉别国内政、输出制度模式的工具。所谓“可移植性民主”，就是在西方国家输出其民主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谬论，而支撑这种谬论的正是西方世界一贯主张的抽象性民主的假设：既然民主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不管其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西方民主可以随意地被搬迁和移植到任何一个政治空间。
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于中国，成长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新型民主致力于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它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拒绝脱离国情和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民主，它是一种实质性民主，与西式抽象民主形成鲜明对照。西方民主一旦被剥去其抽象的外衣，便会将缺乏实质性内容的面目展露出来；而一旦西方民主不得不直面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时，凭借它的抽象性而打扮起来的各种西方民主的神话，也就会被脱去其神秘的外衣，从而显露出其贫乏、欺骗性的一面。中国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由于其坚定地否定了西式民主的抽象性前提假设，必将在不断追求实质性民主的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优越性，从而为建构人类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作出独特的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实现方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叙事。这种新的民主话语叙事植根于中国实践，但具有世界意义。从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和构建人类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的应有高度，思考如何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故事、国际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上观新闻 2021-11-30 06:31
（作者吴瑞敏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链接：构建中国式民主新叙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撬动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两大基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