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组织召开“长三角协同建设上海科创中心”研讨会。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60周年和信息研究所建所40年的系列学术活动的首场活动，此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王振研究员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发改院、科学学研究所、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多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信息研究所丁波涛副所长、各研究室主任和研究人员约30人参加了会议。
王振副院长在致辞中提到，过去几年的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力度很大，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大科学装置、人才、体制机制等，但更多地关注于一城一地，对于长三角协同讨论不多。去年年底李强书记到上海以后特别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且最近两会当中也聚焦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今年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办公室，制定了“长三角”三年行动计划。这两项工作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上海社科院之前专门组织了课题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对长三角26个城市创新驱动力状况进行了调研和数据分析，有了初步的研究结论。课题组将创新驱动力分成两个方面：驱动研发创新和驱动产业创新的动力，通过采集26个城市的2016年的数据，对其进行了评价。结果分成四个层次。其中上海是领军城市，核心城市有四个，即南京、杭州、苏州、合肥。重要城市包括无锡、宁波、芜湖等11个城市，其余为一般城市。
就长三角如何协同建设上海的科创中心这一问题，王振认为，现在各地有不同的定位，如江苏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产业科技创意中心，浙江提出了互联网+世界创新高地，安徽提出建设有影响力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现在基本都是2020年形成基本框架，到2030年或者到2035年都要基本建成。这一战略背景下，需要从科技前沿、新兴产业和
配置三个方面实现协同，建立三大联盟，即前沿科技研究院所的合作创新联盟、大型科技仪器设备的共建共享联盟和科技创新公共平台联盟、互联互通联盟。
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在发言提出，李强书记来上海之后，非常重视长三角一体化的问题，当前上海建科创中心面临这一新的课题。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依靠长三角很好的区位优势，那就是各大城市的科技创新力量都很强，这在世界上少有的。王振院长的报告里面有一些结果也验证了我的想法，即在很多指标上上海在长三角的地位不十分突出，相比国内其他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因此首先要承认上海存在某些发展上的短板的事实。这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上海仅仅是一个研发平台，而创新主体是企业。很多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最终壮大了自身，但上海从中获益不多。二是有很多数据证明，上海缺少引领性、大的创新型引擎企业，它们研发投入大、PCT专利产出多，能够带领产业集群形成。第三个问题是当前上海的创新主体很大部分是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虽然重要，但很难成为一个创新体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所以不管从上海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长三角地区来说，上海要将政策的焦点转向自己的企业，推出有利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政策，企业会自然而然形成区域一体化。从企业的角度看，上海既可以做龙头，也可以做后花园。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赵宇刚总经济师在发言中首先提出，根据过去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已经到了转变发展模式的阶段。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等级最高的研发中心都在上海，可以说上海已经成为亚太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但一方面，跨国研发中心不会把战略性、前沿性创新放在上海；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开始调整研发中心全球布局，纷纷撤出或调整在沪研发中心。过去一般认为上海吸引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容易获得比较便宜的人才。第二，长三角提供的产业机会市场比较多，第三个上海这座城市有吸引力，这是他们在亚太地区上海是首选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一优势慢慢在消解，现在出现像GE、礼来公司研发中心撤出的现象，原因还在于当前的产业研发模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如何在上海结构和模式调整中找到新的优势，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必须考虑的问题。
赵宇刚总经济师长三角协同方面需要建设“三个联盟”，有四大因素需要重点考虑。“三个联盟”首先是长三角一体化创新城市联盟，加强创新城市的协作互助。其次是大科学设施联盟。政府要科技创新投入，最容易显现效果的是大科学设施，但大科学设施的使用不仅有机器的问题，还有人才的问题。最后，把科技成果转化中体制机制的瓶颈要梳理出来，建立创新服务联盟，推动成果转化事项落地。“四大因素”一是上海要积极应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转移和再布局的问题，带动人才、技术和市场的流动。二是应该重视本地企业和本体产业创新升级的新布局。三是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的加快，在资本流动方面的瓶颈要首先打破。四是行政阻碍的打破。
同济大学科研处处长陈强教授在研讨中详细分享了“环同济经济圈”的案例，在3平方公里不到的一块地方，去年的产出达到了360多亿。为什么产生主体间能够密切协同？很关键的就是利益，因为他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中市场起了主导作用：同济大学有学科效益，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学科不仅仅是在国内领先，而且在全球QS学科排名上都能排第一位。企业有实际的经济利益，企业遇到问题可以到同济大学找人咨询，做实验依可以依靠同济大学平台实验室，还有各类校友的社会关系。区政府则获得了特色产业基地的品牌效益。
在协同投入上，陈强教授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科技财政投入应该协同，减少重复建设。二是要解决大量的产业同构现象，各省市相互之间应有所协同。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敬东副院长在发言中谈到为什么协同、协同什么和如何协同三个问题。通过城市圈的数据比较发现，从全球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实力排在第9位，但科创中心排在16位，表明这一块是长三角的短板，迫切需要加强。
从协同内容看，第一个协同是创新链协同。第二个是产业领域的协同。第三是空间布局的协同。在如何协同方面，可以选择美国的东北，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日本的太平洋两岸的几个城市群作为对标。对标的核心之一就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选择。第二是顶层设计，上海作为航运、贸易、金融中心，要让它们跟科创中心建立关联性。第三是载体协同，长三角有很多科创的载体空间，需要有很好的协同。第四是评估考核体系的协同。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骆大进所长认为，长三角协同共建上海科创中心，首先要对科技创新的规律的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范式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制造业可以以走廊和园区的形式发展，服务经济是否能复制制造业的创新模式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对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理解是线性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最后到成果产业化。这样漏斗形线性思维导致成果转化数据是非常低，可能会误导创新工作的布局和实施。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到底应该以什么思维模式去研究和理解是需要谨慎探讨的问题。
骆所长还提出，上海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将过去单纯强调集聚转向集散服务功能。创新要有密度、有浓度。上海形成了有密度、有浓度的创新
和分为后，自然会吸引创新主体和创新人才入驻。另外，上海在人才、户口、资金、资本上应加强长三角区域流动，推动一体化工作。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赵付春副研究员在会上就国家实验室在长三角协同中重要地位作了发言，提出按照国家大科学中心总体部署，长三角是中国科学技术密集度最高的区域，有望协同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城市群。基于国家实验室的特征，他回顾了国家实验室的历史演化过程，归纳出国家大规模支持科研和国家实验室是大国崛起的前奏，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兴盛，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从各国的国家实验室运行情况看，绩效差异值得关注，其背后有深刻的制度原因。
从美国、德国两国对国家实验室的绩效评估情况看，美国的考评体系相对完整、可操作。德国的公共科研体系治理体系较为完善，值得上海借鉴。赵付春最后从治理体系、内部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对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提出四点建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顾洁博士对长三角部分城市云计算产业协同的发展和创新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当前云计算产业已经进入重要拐点时期。上海是国内最早发布云计算产业政策的城市之一，到2017年已经进入云海计划3.0重要发展阶段。上海云计算企业数量呈指数增长，但从结构上来看，还是以中小型专业化云计算企业为主，缺乏综合性龙头企业。从企业类型上分析，上海以平台及第三方服务类云计算企业为主，基础设施类企业占比最少。从城市空间结构上看，上海云计算园区和产业布局清晰，园区对企业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顾洁博士认为，长三角的云计算试点城市上海、杭州、无锡，在云计算产业发展模式各有特色。上海应加强与杭州、无锡云计算产业协同发展，取长补短，协作创新。
最后，与会人员还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晓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