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8日，轩传树研究员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左翼政治格局变迁研究（1979-2009）”（项目编号：10CXW018）获准结项，结项证书编号为20170254。现将课题结项内容简介如下：
追溯历史，欧洲堪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的发源地，也是现代政党政治运作最为发达且多元的地方。当今，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左翼力量主要有中左的社会党、比社会党更左的激进左翼政党和具有左翼色彩的绿党。左翼之所以为“左”，更多的是表现为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张力，对市场缺陷的承认和规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这一点看，它们仍是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当下，应是主张批判与改造资本主义的左翼政党大显身手的时候，但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源地的欧洲左翼，并没有像人们所期许的那样迎来复兴，反而走向反面，欧洲政治风向继续右转。对此，如果我们将欧洲左翼政党置于欧洲议会这一供各方力量参与竞争的共同平台，分析比较它们在历届欧洲议会直选中相对于右翼政党及其内部具体谱系的选举成绩和党团活动，便可以清晰看出各方角逐后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和发展趋势。
一、相对于右翼，欧洲左翼总体上呈衰落态势
在欧洲议会中，中左的社会党党团和中右的人民党党团一直维持着主导地位，其余小的党团则摇摆于它们之间或填补其间空白，所以从各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的规模、影响和地位来看，中左的社会党始终是唯一可以同右翼政党相抗衡的左翼力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所谓左右力量对比及其变化，实际上也就是主要看社会党党团与人民党党团的力量对比与变化。
自1979年欧洲议会直选以来，由社会党党团在欧洲议会中所占席位一直领先于右翼的人民党党团。但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东扩完成，社会党党团虽然在成员党数量上有所扩大，但是相对于中右的人民党党团来说，无论是得票率还是所占议席比都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果说在世纪之交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的第一大党团地位第一次为人民党所取代、欧洲政治左右力量对比发生质的转变的话，那么2009年、2014年两届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选举更是使之雪上加霜。不仅社会党党团相比人民党党团的议席差额由1999年的52席扩大到2009年的81席，2014年两者之间的差额虽有所缩减，但社会党党团在整个欧洲议会中所占议席比例仍然维持在2009年的水平（25%上下），而且欧洲大陆极右势力有所抬头，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以，即使有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的恢复性发展，也难以弥补处于主流左翼地位的社会党的低迷所带来的损失，欧洲左翼在整体上继续处于衰落态势。
二、欧洲左翼内部力量格局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同样从1979年欧洲议会直选以来的选举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欧洲左翼内部力量格局变迁的基本态势，大致呈现以下三个阶段特征。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两极对立”（1979—1989）。在这个10年里，欧洲议会中的左翼力量都集中在由中左的社会党构成的“社会党党团”以及由更为激进的共产党构成的“共产党党团”。当时的绿党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获得一些席位，但并不足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党团，因此影响力非常有限。当然，这里所谓的“两极”，主要是指激进左翼政党与中左政党尽管同属左翼但在意识形态上却相互对立，实际上它们在力量上并不对称。
第二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转型—分化—重组”（1989—1999）。在这10年里，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业态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苏共垮台和苏东剧变的直接冲击下，社会党、激进左翼政党和绿党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转型、分化、重组。社会党普遍去意识形态化，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激进左翼政党被迫去极端化，放弃革命而参加选举；绿党日益欧洲化，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由质疑、反对逐渐转向接受、融入。
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为“三角关系”（1999年至今）。21世纪以来，作为主流左翼的社会党丧失了欧洲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并一直处于衰落之中。相比之下，绿党与激进左翼政党却在欧洲议会中逐渐站稳脚跟并有新的进展。当然，这里所谓的“三角关系”也是不对称的，社会党尽管衰落但依然是左翼中的主流，绿党与激进左翼政党尽管有所发展但是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仍然是左翼中的配角。
三、欧洲左翼面临现实困境
在当前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欧洲左翼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迎来复兴，这在感情上甚至在理论的确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必然给左翼带来好运，无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是其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专制右派在危机中的获益都要远远多于左派。最近两届尤其是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所呈现出来的右翼回潮，某种程度上可谓历史的重演。之所以导致如此结局，除了欧洲左翼在政治上普遍面临社会主义退潮后的价值危机和不得不积极地投靠议会主义的尴尬，以及左翼内部尤其是“中左”同“激进左翼”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以外，实际上三大左翼力量还各自面临自身的独特困境。
就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党而言，它们之所以在最近两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持续失利，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且各国社会党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是，意识形态的模糊和具体政策同右翼的趋同，应该是导致社会党丧失选民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社会党来说，它们出于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和选举政治的要求，努力超越“左”和“右”、从“纲领型阶级政党”向“选举型人民党”转变。但是这样做，在争取中间选民的同时却很难兼顾传统选民尤其全球化失败者的利益，于是为激进左翼政党甚至极右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在竞争中间选民的过程中由于提不出有别于右翼政党的纲领主张，因而也很难具有超越后者的优势。所以当前欧洲社会党普遍面临失去身份特征并承受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压力的尴尬境地。
就处于边缘地位的激进左翼政党而言，它们之所以能在最近10余年里逐渐从苏东剧变后的痛苦和低谷中走出来并有复兴迹象，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去极端化过程以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高失业率、左派传统、民众反抗情绪、主流左翼和中右翼政策趋同等外部条件。未来只要具备这些条件，激进左翼政党就可能继续发展，但是始终很难从边缘走向中心。因为在当前实践中，激进左翼政党不仅继续面临主流左翼——社会党的挤压，而且还要面对同绿党、极右政党争夺选民的压力，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与后两者同属抗议型政党。更为重要的是，激进左翼政党还面临着比社会党更为严峻的战略策选择上的困境：坚持“左”的传统和理论的纯粹性，以维护下层选民或边缘群体的利益为旨归，这是它们得以存在的理由，但是仅靠这些“边缘者”、“失败者”的支持，是很难赢得多数席位的；若想增加选票，就需要采取一些跨阶级阶层的战略策略，但是这些实用主义的战略策略又势必会弱化“左”的传统，从而陷入一种“改良主义”的现实危险之中。
就作为具有左翼色彩的新兴左翼绿党而言，之所以在最近10余年来得以稳中求进，除了欧洲经济社会发达而使后物质主义议题日益凸显这个客观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它们通过包括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选举议题等在内的自我调适，不断推进自身的“欧洲化”，进而充分利用欧洲议会这一平台，不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绿色化”和“民主化”。现在，无论是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来看，还是基于其对欧洲政策议程的影响而言，绿党都已经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行为者。但是，现实中的欧洲绿党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战略策略选择上的困境：一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不仅使其自身意识形态存在内部张力，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给绿党选民带来一些选择上的困境；二是绿党同传统左翼政党之间始终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绿党并不拒绝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合作，但是其自身出色表现又往往得益于社会党或激进左翼政党的失败；三是绿党在地域上仍然存在不平衡性问题，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表现为“西大东小、北强南弱”，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有差异。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显然同绿党长期以来反对集中而强调平等的本意和宗旨相悖。
不管怎么说，最近两届欧洲议会选举，激进左翼政党和绿党有所增益，而中左的社会党继续低迷，无疑说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遭到民众的质疑，但是远没有走到尽头，至少现在左翼还提不出比较理想而现实的替代选择。
四、欧洲左翼未来前途未卜
显然，欧洲左翼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形势、社会结构变迁、选举制度安排等外部环境，还将取决于左翼政党自身战略策略选择，未来各类左翼政党都需要对自己的目标和道路进行重新定位。
激进左翼政党已经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去极端化过程，但仍坚持“左”的传统；绿党通过自我调整而不断融入欧洲一体化过程，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相对于欧盟和政府的独立性。近年来，这两类政党充分利用高失业率、左派传统、民众反抗情绪、过度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威胁等外部条件，影响不断提升。但是，它们始终很难取代社会党的位置和影响，毕竟后者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而且拥有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政治组织资本和更大的适应性。
既然中左的社会党始终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主流，那么如果它们不能从持续衰落的趋势中扭转过来，即使激进左翼和绿党继续崛起，也难言欧洲左翼整体复兴。所以，在欧洲现有政治框架下，各类左翼力量只有通过议会活动来表达意志、彰显影响，通过具体政策主张、活动方式和选举议题来标示自我身份，要实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的伟大复兴，主要取决于社会党的选择，而摆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外乎三种可能：要么继续坚持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保持中间化立场，同激进左翼、绿党保持分裂；要么重新思考或者至少重构选举战略策略，同激进左翼、绿党争夺生存空间；要么主动调整并放弃这种空间进而接受激进左翼、绿党的存在，以便走向团结与合作。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三种选择更有利于左翼政治的整体发展。
因此，对于欧洲左翼而言，比较现实的选择应该是：处于主流左翼的社会党从新自由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重建意识形态，重塑价值自信，明确阐发社会主义的道德目的及其在21世纪的愿景，团结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要接受激进左翼政党和绿党的现实存在与既有影响，并与其建立有效合作。否则，未来即使危机继续深化，也难以期望左翼政治力量整体复兴。当然，从分裂走向联合，从竞争走向妥协，不仅要考验欧洲左翼政党的政治智慧，而且还将决定于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气候。
(晓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