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内容摘要：

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通信工具、新型的传播媒体、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不仅颠覆式创新了信息的产生、传播、获取方式，而且深广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了重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至少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其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革命”。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革新了人类传播思想、发表言论的方式，进而改变了社会的舆论格局。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信息化将碾平原有的等级制度，原有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权威意见将让位给网络上自发产生的意见领袖、行业精英的代表性意见”。

互联网自进入中国至今20年以来，一直承担着反映“民声”的作用。通过网络发声成为人们表达舆论最直接、最充分和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表达欲，成为发表言论、政治参与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平台。《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应用第一大国，构成全球最庞大、最喧嚣、最复杂的舆论场。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不仅仅是技术和媒体，还是文化和社会。中国的网络舆情不仅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和思想文化的集散，还是各种利益诉求的汇聚。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网络舆情意味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在互联网上传播信息的方式与传统的方式截然不同，而且创新的速度极快，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经历了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移动新闻客户端、微视等；经历了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经历了互联网从拨号到宽带，移动通讯网络从GPRS到3G、4G。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仍将不断发展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网络舆情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从现实社会搬到网络社会，但很明显，两者不同，网络社会的交往打破了时空的限制。网络社会的关系网络接收了现实社会管理网络的一部分投射，但又极大地拓展人们的交往，就像一片湖面上由两个不同的点铺开来的水波一样，即有交叉，又有各自的领地和圆心。在这两个社会中，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同。

从情报学的角度看，网络舆情是反映社会思想状态的信息和情报。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产生的数据。通过对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不仅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言论，还可以洞悉人们的所思所想，甚至预测社会的变化方向。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数据时代，挖掘网络舆情大数据成为舆情监测新的方向。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网络社会“全民发声”、“集体围观”的新变化使网络舆情变得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具备了复杂系统的种种特征，传统的控制论思想下的舆情管理方式效果欠佳，需要我们用系统论的思想重新审视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

当前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矛盾集中爆发期，互联网加剧了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热点化以及网络与现实舆情叠加化的发展趋势，成为转型期中国的“最大变量”。网络舆情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情报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对网络舆情的产生机制、传播模式、监测方法、社会影响、治理方式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个新的视角下观察网络舆情，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是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内容，而互联网治理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新题、难题。这表明，网络舆情治理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同时，随着互联网上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微视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网络舆情中的未知远大于已知，网络舆情治理这也成为了影响执政的重要变量之一。

当前，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移动互联网的新环境、大数据处理的新挑战、提高治理能力的新要求，需要我们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现网络舆情的新特征，持续探索网络舆情治理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不断认识互联网规律，发现网络社会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推动网络强国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正是沿着这样的思想脉络，从分析网络舆情新特征开始，观察网络舆情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所在，从系统治理理论切入，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框架。

目录

第一章  网络舆情的概念与要素特征

第二章  移动网络舆情新特征

第三章  网络舆情与社会变革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模式

第五章  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

第六章  网络舆情的社会治理

第七章  网络舆情的技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