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绿色、泛在和协同的智慧城市
王世伟
“智慧城市”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在全球展开的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实践。至今年9月，中国已有95个城市（区）将智慧城市列入“十二五”规划或制定了行动方案。认真探讨借鉴全球的智慧城市设计经验并进行中国路径的选择已成为中国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与世界已经进入城市社会。根据2009年6月发布的《世界人口趋势》，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预计2050年，世界人口的70%是城市居民。2011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7亿，占总人口的49.68%。人类面临着城市社会来临的共同挑战。
智慧城市在国外的发展。“智慧城市”最早出现在1984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以“智慧城市”命名的产业技术协会组织，其主要侧重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与今天的理解有很大区别。1992年，美国13个州的城市兴起智慧增长运动，主要是环保主义者发起，强调土地集约使用，经济重要性让位于环境和生活方式。1999年，新加坡等城市发起了智慧城市运动，旨在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推进产业升级和交通智能化管理，解决能源消耗、城市污染、交通堵塞问题。2005-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贝瑞和哈佛大学的格莱瑟提出，智慧城市不仅基于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接入性和质量，人力资本在其中也发挥关键作用。2007年10月，欧盟在《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率先在城市发展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智慧城市”的创新构想，成为世界上较早的智慧城市推进设计框架与探索实践。2008年至2009年，IBM公司在推出智慧地球创新战略过程中，将智慧城市纳入发展战略。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城市的升级，必须利用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的核心系统，从而使城市更加智慧。2007年以来，全球智慧城市的探索实践在世界各地展开，据国内外文献统计，至2011年9月，全球有194个智慧城市的项目在进行中，较多集中在美欧地区。
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智慧城市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成为工业化、城市（镇）化、信息化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的产物。2005年开始介绍国外智慧城市的经验。2009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智慧地球”、“物联网”等进行了科学诠释和目标展望，标志“智慧城市”研究和实践引起国家层面重视。2010年12月，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的研究命题，至2011年七八月，上海浦东新区和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先后制定“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和“中国智慧城市（镇）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还制订了《中国智慧城市（镇）建设行动纲要（建议案）》，提出未来5年发展100个智慧城市（镇）、200个智慧城区示范区的建设构想。2011年7月至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著的《智慧城市论丛》和《智慧城市辞典》先后出版，为国内较早研究智慧城市的学术成果。
2010年以来，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兴起高潮，在中国已列计划和在建的95个智慧城市（区）中，较多集中在沿海城市，上海、广东、江苏三省市共有32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宁波、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区）先后提出并启动“智慧城市”战略规划和实践项目，上海等城市将智慧城市建设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年）。许多城市进行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探索，如宁波依托港口的智慧物流和智能交通，无锡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智慧产业，长沙梅溪湖的技术推动试点，上海的智能惠民行动方案等，智慧城市成为国内新一轮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创新引擎。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尚存在问题。一是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国家级的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等尚不完善，存在项目一哄而上、基础参差不齐、定位各自为政的现象。二是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的内涵和精髓，建设停留在技术层面和个别领域或发展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三是未能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与各方的合作存在安全问题。由于缺乏国家指导和统筹协调，各城市的建设规划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孤岛”现象，存在
浪费、效率低下、城市安全的风险，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流程等尚缺乏整合协同与标准规范，迫切需要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包括战略研究、统筹规划、设计引导和安全控制。
智慧城市的中国路径选择。中国步入城市社会的进程呼唤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需要加快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数量扩展型向内涵提升型的转型，应当追求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从主要依靠
消耗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增加科技含量、市民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从自发独立分散的城市规划建设向统筹协同规范的科学发展转变。智慧城市正是实现以上三大转变的未来城市发展新机遇。
中国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在战略上应注重绿色、泛在和协同的综合应对方案。绿色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以绿色为核心，围绕节能减排和优化环境进行谋划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藉以提高城市的宜居度。泛在城市即实现各城市内和城市间在智慧技术支持下的跨越时空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网络数字信息联系，使各类
的效能最大化和最优化，藉以提高市民生活和工作的便捷度。协同城市就是要实现城市社会管理各要素间的整合转型，以信息集群为基础，实现跨系统应用集成、跨部门信息共享、跨网络融合互通，体现城市反应的即时性和适时性，藉以提高城市管理的灵敏度。中国城市化在经历了外延式发展的快速扩张阶段之后，遇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曾经和正在经历的发展困境和挑战，包括生态失衡、交通阻塞、能源危机、城市安全、数字差距等，且中国所面临的同类问题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依靠智慧城市的四大体系，即无所不在的感知体系、高速通畅的信息传输体系、大体量的计算体系、丰富的智慧应用体系，通过绿色、泛在和协同的综合应对方案，城市管理和发展具有了空前的协同和动员能力，从而超越技术层面，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理念和新愿景。
中国智慧城市的设计应借鉴全球智慧城市的设计经验，如以哥本哈根为代表的低碳节能为特征的绿色城市，以韩国松岛新城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驱动为特征的泛在城市，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城市运行流程优化为特征的协同城市等。这些模式的成功为中国多元化和不平衡的城市发展格局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多样化的借鉴方案。同时，中国智慧城市的战略设计也要注重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特色和各城市与城市群智慧城市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区别化和层次型的发展战略，以示范引领，积极稳妥推进，走出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全球智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添砖加瓦。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1年12月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