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华《论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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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结构性的变化，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代的推动力和主宰力量来自何方？有什么本质特征？发生了哪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预示着哪些历史趋势和政策启示？本文对此作一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信息时代的本质和方向

大量事实表明，当今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来临和成形。对于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人怀疑，但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却一直存在着分歧。目前，关于其性质的研究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变革和各种新现象仅仅只是历史的延续，是原工业化社会的一个现代发展阶段[2] 。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化并非是一个新时代代替另一个时代，而仅仅是局部变化，因而断定，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发展只引起社会某些局部方面的变化，不可能使社会改变而成为信息社会[3] 。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正处在范式变化时代，引导和规范社会变化的规则和模式正在变化之中，但尚未达到冲破旧框架的地步，只是在旧框架的范围内发生范式变化[4] 。第四种观点以贝尔等人为代表，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信息社会，这是一个与过去历史时期具有本质区别的新时代。以上分歧的焦点在于：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变化是否会朝着信息社会演进？

我们认为，当前的时代正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正在全球展开的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变革的方向起着决定作用，其结果必定导致信息社会在全球的实现。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生产活动的范围广泛的工作过程中，引入了信息处理技术，从而使这些部门的自动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实质是在传统的制造工业中使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固定设备中融合信息处理能力，储存在机器内的程序可以包含许多人类智能和知识的成分，这样就不仅能改变传统工厂的机器和设备，而且会使生产的组织结构和工作过程的内容都发生变化，改革生产过程中人类劳动的作用。

其次，电讯与计算机系统合而为一，是正在出现的信息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这种新系统可以在几秒钟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进行信息收集、校核、整理和传播，从而使人类活动各方面表现出信息活动的特性。

最后，信息和信息机器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有时甚至是主要角色。这表现为参与三种类型的人类活动：第一种是知觉活动。目前许多高新技术机器正在扩展、修正和改变人类的知觉功能，第二种是概念性活动。袖珍计算器和各种计算机正在代替许多以往认为是无法替代的人类的概念性“思维”功能，第三种是原动性活动。机器人正在承担要求技能和协调，原先同样也是认为仅仅属于人类活动领域的那些体力性活动。

显然，上述进展会引起社会的全面变革，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场变革后面的动力因素——信息——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意义。在上述进展中，信息／知识正在以系统的方式被应用于变革物质 ，正在替代劳动成为国民生产中“附加值”的源泉。

这种变化和替代虽然是在工业化时代资本劳动替代的逻辑内进行的，但现在的替代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以能源资本代替劳动，而是以信息／知识资本代替劳动，新机器成了智力的延伸。正如政治学家哈雷尔所言：“计算机化的信息技术正在施展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就象两个世纪以前的工业化技术一样具有革命性。”[5] 这种革命性不仅会改变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将通过改变社会的通讯和传播结构而催生出一个新时代、新社会。

这个新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息／知识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信息／知识流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信息／情报源成了新的权力源，正如兰伯顿所言：“信息和知识革命带来意义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已经有人认为土地、建筑物和机器再也不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了，信息和知识正在取得优势。”[6] 信息／情报源成为权力源将对社会的政治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经济优势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是有形的，会枯竭的；而今信息作为一种 其本身不会因为使用量的增大或与别人分享而削弱、减少，尽管限制别人去获取相关的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源。因而，围绕着信息的获取和限制获取，在政治上也许会有更激烈的权力竞争，而且竞争将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的获取将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平等化，这反映在社会政治关系和经济竞争上也许会有新的形式和内容，而胜负则取决于谁享有信息源优势。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这个本质特点，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也必将带来全新的格局。

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

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这个论断呢？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至少可以鉴别出下述若干重要特征。

一、信息产业化己经成为历史潮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制造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

在工业化社会中，制造工业引起了社会变化，带来了作为目前社会繁荣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的财富，其特点是利用自然 ，制造出社会所需的产品。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在工业化背景上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产业，即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产业，主要包括：知识生产工业，信息传播和通讯工业，信息商品工业，情报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业，以及信息技术工业等。这个产业在发达国家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以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相当高，并逐渐壮大和发展，形成了目前的信息经济形态。

大量研究成果的统计数据向我们提供了信息经济形成的佐记早在30 年代早期，经济学家费希尔就指出，在第一和第二生产活动以外，还有一个第三活动，并预测随着财富的增长，其雇用人员的比例将会增大。1958 年，经济学家麦克卢勃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美国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披露，美国劳动力的30 ％受雇于从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部门[7]。后来，马夏克计算出到1968 年时，从事这种活动的人数比例将达到40％[8] 。最有影响的观点和结果是后来的帕拉特所提供的，他根据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对美国在“主要信息产业”“次要信息产业”的就业情况作了估算。帕拉特估算出主要信息产业的就业比例为22 % ，次要信息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为21 ％ [9]。他还得出统计数据认为，1967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有46 ％是与信息活动有关的，25 ％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主要信息产业提供的[10] 。哈佛大学教授奥廷格的估算结果是：1970 年，信息工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 % ，到1980 年时，此数值上升到54 ％[11]。1980 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则表明，在发达国家中，信息经济的比重正与日俱增。

以上我们列举了从不同来源获得的统计数据，组合在一起反映了一个总的趋势：传统的制造工业经济确实正在向信息经济转化，后者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信息产业化趋势一方面使传统产业部门重新组合、渗透，另一方面促进了新的交叉性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在各门类之间起输入输出连接作用的新的中介信息经济部门的崛起。这些产业活动具有渗透一切领域的特点，从而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亚当• 斯密把包括信息服务在内的服务性活动看作是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断言，随着非生产性劳动所占比例的扩大，利润会降低，从而会出现资本主义危机。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克拉克则在其里程碑性的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指出：任何经济都是三个产业的混合体，它们的相对比重是各自劳动生产力（定义为人均产出）的函数。经济进步表现为劳动力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产业转移的程度，是劳动生产力差别的函数。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制造产业的扩展必定会带来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因而必定会引起各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因而，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过渡或变革的机制就是三个产业的劳动力差别[12] 。目前出现的信息产业化趋势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二、在生产方式上，发达国家正在由规模经济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

工业化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社会，规模经济概念是在进行经济思考和经济活动组织时起主导作用的概念。在这种概念指导下，生产力以单位投入所获得的产出为量度。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相适应，出现了大批量市场，成批广告和销售，以及大规模分配系统的概念。所谓效率就是追求的目标，通过实现规模效应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润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逻辑。这样就使生产系统及与其配套的其他所有系统变成了尾大不掉的笨重、僵化系统而缺乏内在的活力。大批量生产使工人技能降低，大规模成批广告宣传也使人们不能在标准化的产品范围之外设想出其他的需要和前景，大市场不再能够反映社会的真正需求，而是反过来扭曲了社会需求。工业化失去了为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新服务的技能和机会。

显然，这种以规模经济为目标的生产方式阻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西方工业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为规模效应的作用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积极内容，反过来成了阻碍大多数企业长足发展的消极因素的看法则是有启发意义的。因而，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许多工业化国家把信息经济看作是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在生产方式上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是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这样，公司的目标便不再是追求最大效率和由此而带来的最大利润，而是对规模经济进行非规模化的考虑。从而，原来所依赖的属于规模经济范畴的大批量生产单元、生产过程和生产工序的析、准化、合理化及专业化等就不适应了，而必须代之以综合性的方针和策略，其核心是高技术能力与其它各种因素的组合作用，即追求聚合经济的效益。特别是欧美的一些国家，它们目前的发展策略不是在新产品的价格上竞争，而是以高质量为优势，即开发、推出包含有高级技术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产品和服务包含技术诀窍以及可靠性和一贯性。这些产品就是所谓信息密集型产品，也就是日本人所称的“以服务为目标的工业的产品”，而不再是“以制造为目标的工业的产品”。

生产形式的这种过渡，使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工业化国家和企业从信息和信息经济中获得了活力。西方学术界人士认为，这种过渡也许会使工业化国家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三、在组织结构上由层序化向分子化结构演变，使非集权化成为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改革的主导方向，并使企业组织国际化进一步成为趋势。

与制造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活动相适应，工业化组织结构逐步演变成一种层序化的组织形式，特别是随着专业化管理机构的出现，层序化倾向越来越强烈，而成了目前工业组织的主导形式。它具有繁复的层序结构，信息的流动通过垂直的通道限死在狭窄的专业分工范围内，决策也是通过这样的层序通道垂直地自上而下逐级传达。这样的层序结构，一方面，对内取消了工人的知识和信息输入，由专业管理人员垄断了生产过程和经营活动的知识，关闭了许多知识源的闸门，另一方面，对外则形成一个自我支持的封闭系统，这就阻遏、窒息了新思想、新信息，因而它们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学习系统，难以对外部变革和要求作出迅速响应，因而也就不再是一个技术上进步的组织。

这种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层序化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标准化、专业化和集中化，被托夫勒称为是工业化时代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工业化组织的自我否定现象，目前西方世界出现的经济停滞不前和大动荡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气质出现过程中的自我反省行动。自我反省的结果是，出现了与信息经济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形式。

要实行非规模效益和聚合效应，首要的是必须使组织结构具有灵活响应能力和多方位功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为这种功能的获得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其实现。信息技术、通讯机构、计算、控制等已经开始结合为一个整体。因而信息技术不仅加强和加速了信息经济的出现，而且加强了出现新的组织结构的趋势，在企业水平上这就是所谓“分子结构”。

这种以分子结构为核心的“功能网络”已经开始超越国界的限制，使企业组织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发达国家的企业活动是以整个世界作为市场的，各种跨国公司、企业集团和经营实体正在互相渗透、兼并，并以多种开发和合作方式直接进入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去这种介入活动很多是通过外贸或代理。现在，由于一方面有了发达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另一方面由于母公司的组织结构开始实行分子化改革，所以直接外贸或代理的经营方式正在迅速地由国际化的功能网络所取代。这对发达的国际性公司来说，是企业组织结构上的革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以上是就企业水平而言的。在国家层次上，由于以上所述组织结构的“分子化”过程和国际化组合，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形式已经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在全球已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区域组合。这也是信息时代带来的组织结构的变化，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另文再做讨论。

四、多目标社会效益和民主参与，正在成为企业和政府的重要价值观念。

当代，尽管利润和自我利益明显仍将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我舰正在迸入的时代是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时代，最主要的 是全社会可以共享的信息 ，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财富条件已经使社会将更高阶的关心（例如改进生活质量，保持生态平衡等）推到了前台，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转向更强调社会 、知识 和政治 。所以在国家水平上，多目标的社会效益便成了政治家和企业家不得不认真对待并予以积极响应的问题。

为了满足社会的上述要求，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要主动协调社会网络的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并要使企业与整个社会形成有机的配合。适应这种需要，企业传统上以利润为中心的原则正在向以社会和多目标为中心的新的原则变化。

在西方，许多开明的大公司正在促使股东们同意使公司成为一个除利润以外还能实现多种目标的民主形式。为了解决传统的利润目标与新形成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少公司正在制订能够对两种要求进行协调的策略，在公司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扩大的公司社区”，这种“公司社区”，将雇员、客户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统一起来，使其成为公司的“多目标”，开明的公司负责人也正在树立起“经济政治家”的形象。

发达国家企业界价值观念上的这个变化，在它们的国际经济和商业往来中也已表现出来。这也许会成为重要的价值原则之一。开明的西方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开始认识到，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稳定和经济繁荣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少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发达国家应当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发展承担责任和义务。可以这么说，使利润目标统一在为全社会和全人类创造共同未来的努力之中，正在逐渐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计划、社会发展投资以及优惠的经济和贸易安排等，都应当被看作是这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价值观念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越来越重视人力 的开发，推进民主化参与。以往人们把有形的生产资料看作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领导和管理工作的焦点是 和设备以及它们转化出的产品和市场等。现在无形的知识和信息成了社会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命脉，成了社会的血液，当然也就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成分。信息除了有各种物质载体外，人是最主要的载体。人作为信息载体或称信息源不是一种被动的载体，而是一个可以使信息不断增值的主动载体，并且是使无形的信息物化成有形财富的控制力量。因而将领导的管理工作的重点由物转移到人身上来，做好人的工作，利用开发人力 就是一种战略转变，一种战略目标。

在信息时代，开发人力 的重要形式是民主化参与。“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将知识的应用作为一种主要的商品，其趋势是使管理组织的层序结构的僵固性破裂，并以更加民主化的参与过程来代替。”[13]哈雷尔认为，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结果，由于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在西方世界，要求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合作的民主化理想与自由企业竞争的保守主义思想正在迅速地溶合成为经济系统的主要结构特点。他认为，这种左右翼思想的合流并非由于政治原则、经济利他主义或道德品质上的变化，而是民主与自由企业的综合正在成为对付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社会的复杂性的最实际、最不可或缺的行动[14]。

信息时代的若干发展趋势

由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信息社会的成形和发展己成为全球性现象，因而探讨和考察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必须放在全球水平上进行。从宏观万面看，下述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和格局。

一、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并行，发达国家正出现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后工业化扩散周期，在全球形成两个周期并行、交叉、重合的局面。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经济发展一般以50 年为一个长周期，此周期以新产品和新的生产系统从其中心（即发明也）向外扩散为始点，以扩散到工业化世界的外围地区为终点。就是说，新产品和与其相对应的新生产系统从发明起到在整个工业化世界普及为止，一般经过50 年的周期。因此，本世纪20 年代到70 年代为止的50 年是耐用消费品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由自动化工厂组成的新生产系统的发展周期。

现在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产品，与其对应的产生了新的生产系统。它的出现不仅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组成发生了变化，并且正在影响、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已开始这个新周期在全球的扩散过程，其主要形式有两个：第一，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性贸易；第二，以跨国集团为领导的，以海外直接投资为表现形式的产业转移。这些都局部地引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全的信息产业活动。

以上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情况。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相对独立性，政治制度和文化历史的差异，以及技术、经济发展周期的扩散性和惰性，不发达地区目前仍主要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滞后发展期，尽管它们同时也受到了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召唤。这样，从全球范围看就有两个发展周期的并行、交叉和重合。当然决定时代特征和发展方向的是发达国家的主导周期。两个周期的并行、交叉以及新周期的特点构成了我们世界的大气候，在社会的产业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全球经济格局、组织结构、管理决策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性变化，使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

二、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全球性趋势，促进了新经济秩序的出现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

如上所述，西方工业化国家发现以消耗能源和原材料为基础的传统的制造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们从信息经济及与其相对应的非规模经济概念中找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这种认识出发，发达国家在过去的20 多年中进行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的变革。其主要内容是在本国加大与信息和服务业有关的产业的比重，着重发展聚合经济效益高的高技术产品，即信息／知识密集型产品，降低制造经济的比重，从而使信息经济成为经济的主要成分。与此同时，则将传统经营的制造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和能源／材料密集工业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通过建立跨国公司或直接投资，或技术设备转让，或合资经营等方式，使其国内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发达国家的上述行动，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

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加强各种经济形态的互相依赖，促进国际分工和合作局面的形成，从而出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来说，其高技术经济（即信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必须要有不发达地区的制造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或初加工工业作为基础，否则其高技术的发展乃至整个民族经济就难以维持生存，而且它们还要有不发达地区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市场，这必然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依赖。更从资本流动方问看，资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地区，因而对不发达地区的关注便成了发达国家的头等目标。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调整和变化，提供了许多扬长避短的新机会，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依赖发达地区的产品市场和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教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世界经济也许会出现以互相依赖、分工合作、协同发版（当然隐含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这种形势下，会逐步形成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的条件。15 世纪时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后来转移到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然后转移到了大西洋地区。现在，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世界经济的衰退，太平洋圈的地区和国家从参与这种全球调整和循环中得到了发展经济的活力，而且同时具备了成为发展中心的三个前提条件；1 ．具有发展制造经济的人力和物质 ；2 ．在信息时代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高技术；3 ．有广阔的市场，首先是广大的国内市场，其次是国外市场。将上述三个条件结合起来，便会同时收到两种生产方式（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的效益，而避免发达国家过份依赖国外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弱点。随着全球经济秩序建立而发生的经济发展中心东移的趋势，应当看作是信息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

三、全球化趋势加剧，从而引起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变化。

由于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和趋势。这种全球化趋势至少表现在如下方面：

1 ．市场和生产中心的全球化。在信息时代，市场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当今，许多交易不是在“市场”内进行，而是“on line ”在不见面、互相孤立的情况下，通过电讯、信息传输来进行。这样便打破了市场的地区和国界局限，而具有全球性。为适应这种趋势，不少大公司正在建立全球性生产中心，以“世界”这个总市场为对象，而不再考虑各别国家。

2 ．传播和电讯网的全球化，即信息技术的全球化。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种传播媒介的进步，信息的流动、扩散和冲击已不再象以往那样被局限在一个地区、一国或某些排外的团体之内，不再有人能垄断信息。另一层含义是说，随着电讯网络、联机检索和全球卫星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出于盈利的需要或国际合作的愿望，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始构筑起功能作用的信息传输网络，并已经开发出了许多供各国使用的网络服务产品，正在走向全球共享某些信息的理想境地。

3 ．资本的全球化。这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本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绝大多数国家和企业目前使用的投资资本都带有国际性。让资本滞留在本国，或利用本国资本而拒外资于国门之外，已经成了贻笑大方的发展策略。民族资本已经获得了向全球各国突进的动力，按照利率差异和投资环境的优劣朝着最优惠方向在全球流动，已经成了资本的新的属性。第二是说，为适应资本全球流动的需要，已经出现了许多效能极高的国际资本和金融网络以及国际性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网络和组织正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国际资本，控制和疏导全球性的资本流动。可以预言，资本全球化将是信息时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4 ．企业组织全球化。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形成，大企业组织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经营和决策管理。发达国家的企业活动是以整个世界作为市场，各种跨望公司、企业集团和经营实体正在互相渗透与兼并，并以各种开发合作方式直接进人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去，这种介入活动很多是通过外贸或代理进行的。现在、由于一方面有了发达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另一方面由于母公司的组织结构开始实行非集权化改革，所以直接外贸或代理的方式正在迅速地被国际化的功能网络所取代。

5 ．商业竞争的全球化。由下不再有国内市场，所以商业竞争是在社会全球背景下进行的。技术突破使其信息以更快速度传播，使运费下降，人们希望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物品，任何商业组织都想利用出口的机会，并以各种策略来对付来自海外的竞争与威胁。因而，经济战、外贸战已经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形式，这是全球商业竞争的表现。

四、国际社会信息化正在成为历史趋势，影响和改变着国际政治过程和经济文化关系，并将引导历史向着未曾预料的方向发展。

在信息革命形势下，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制造经济或其他传统经济（如农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尽管由于各自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但这种方向和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加之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全球化，市场、资本以及竞争的全球化冲击，信息流和信息活动已经成了渗透一切领域的东西，成了目前社会的经济原子。过去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活动主要是货物运输、交易，现在有人认为信息以及它所利用的信息技术正在取代运输和货物交换而成为全球交易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信息渗透一切领域的本质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分布，各区域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全球信息的支配，而发生即时的超越国界的响应。

信息的这种全球化趋势使得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更加互相依存。在全面全球化形势下，区域性行动并不受区域性事件的影响，而是受全球事件的影响。这种越来越紧密的全球性互相依存，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冲击，不仅会对各别国家及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带来影响，而且会对国际政治局势带来影响。从政治角度看，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可能会受到穿越国界的信息活动、文化主权丧失等重大因素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国际政治过程本身。菲律宾马科斯王朝的复灭、伊朗霍梅尼的东山再起，就是穿越国境的现代信息流影响国际政治过程的范例[15] 。从经济角度看，由于信息技术史无前例的能力，民族国家就要与可以利用范围广泛的信息网络的多国公司打交道，这些信息网络掌握着沟通各个大陆的敏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信息，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和国际经济活动都会带来冲击。曾经担任过法国大法官的约维曾对这种情况做过精辟的论述：“信息是权力，经济信息是经济权力。信息具有经济价值，因而储存和处理某种类型信息的能力完全可能使一个国家占有对别的国家的政治和技术优势。而反过来，这种形势也可能使一个国家因为穿越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而丧失国家主权。”[16]

在文化方面，由于信息国际化的冲击，“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关注焦点。信息的国际化已经在很多国家引起了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和“文化不安全感”[17]。针对这种情况，詹姆逊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问题。这个新的文化空间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在理论上进行处理的一些新的跨国集团或后资本主义这样的‘世界体系’的本原空间”。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扩展阶段所创造的空间，第一、第二两个阶段所创造的空间分别是国家市场和“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这第三个资本主义扩展阶段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它不仅存在于国际财务这样复杂网络和跨国集团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也存在于由此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经验的空间背景上[18]。可以预见，随着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趋势会对国际化带来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影响和作用，而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