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综合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一词为上世纪90年代的“舶来品”。但它究竟出于何时？源自何人？公认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就连使用频率最高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们也莫衷一是。据说，1943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一词，美国学界又把国家安全界定为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于是国家安全几乎成了军事安全的同义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又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注：《世界知识》专稿：“安全在传统与非传统之间”，见news.sina. com.cn/w/2003-09-02/0956674908s.）有些学者以“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即“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威胁”这样的用法，来表述冷战后与全球化环境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状况。也有一些学者用“新安全挑战”、“新安全威胁”和“非常规安全”、“软安全”、“软威胁”等词。（注：俞晓秋：《世界知识》，2004年第12期，见www.people.com.cn/wsrmlt/jbzl/...yuxq.html.）至于说非传统安全问题，它包括很多内容，涉及恐怖主义、跨国分裂主义、毒品、走私、能源、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问题。“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这就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挑战。这一问题涉及领域广泛，许多学者也正在就有关定义进行探讨。
有的学者认为：过去对安全问题研究主要侧重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抵御外敌侵略，而冷战后安全研究则重在维护人的安全、社会安全。2003年我国的非典事件警示我们，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性影响呈上升趋势。一个稳定、健康和负责任的中国，在环保、人口控制、经济增长、犯罪、疾病控制等问题上的良好管理，能降低全球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今，“9•11事件”已过去4年多了。它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它表明，不仅领土、 、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远未解决，而且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我们正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的新形势。非传统安全问题使我们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面临着新的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大特征是，它们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对各国的稳定造成普遍危害。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上升，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背景十分复杂，既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的综合产物，其中又有很多存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刻背景。贫困、发展鸿沟、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是刺激非传统安全问题滋生的温床。
虽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非传统安全”的严格定义和权威说法，但是，也有一些同“非传统安全”相近或相似的概念在使用，如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跨国安全、综合安全、人的安全、新安全、可持续安全，等等。不过概括起来，在我国学术界关于“非传统安全”主要有以下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扩大了的传统安全议题，同时吸收了“人的安全”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的、修正了的安全观念。但这种观点也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广度上。非传统安全也涉及政治军事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际合作。
第二种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这种观点认为，人的生存状态存在四个层次，即优化状态、弱化状态、劣化状态和危险状态，并且将这四种状态与威胁相联系，推演出四种威胁状态，即没有威胁、有潜在威胁、有间接威胁和有直接威胁，并且认为“生存优态”就是没有威胁，如此以生存状态来关照安全和体现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使得安全的理解更加广义了。
第三种观点主张建立不同于传统安全的“可持续安全”。这种看法认为，仅仅有可持续发展，依然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和实现持久安全的可持续安全观念。
第四种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看作是一种更注重“人的安全”的安全观。这种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安全关注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中的人。
第五种看法突出“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化背景，认为非传统安全在内容、主体、手段及理念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有一种新的理念思维，主张非传统安全需要全球治理。（注：世界观察：非传统安全面面观，见www.fanleo.blogchina.com/1230912.html.）
尽管对“非传统安全”的描述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非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种“新安全”或“新威胁”。其实，非传统安全问题是西方对冷战后国际上除军事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各类安全问题和威胁的一个“总称”，指的是由非军事和政治因素引发的、对各国、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的各种跨国性问题。而“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则指的是正在形成的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现状的一种新认识和一个新的安全研究领域。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得通常即为另一国之失”的传统安全观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在各国紧密联系的、全球化了的世界上，一国的安全问题不再局限在一国之内，而可能迅速蔓延，使别国也同受损失；反之，一同的安全问题获得解决则可能使别国也获利。这种安全问题上的“双赢”概念特别突出地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总之，“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避免陷入把国家安全仅仅等同于军事安全的片面性，注意到国家安全危机也可能来源于多种多样的非军事威胁；而伴随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人们日益认识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条件，反之战争则可能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各种非传统威胁，因为真的打起仗来双方为了战胜敌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留下的非传统威胁特别是生态灾难几代人也难以抹去，甚至使整个地球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
正因此，我国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重新认识。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国家安全是国防安全、外交安全，并把这种安全概念称为传统安全。而如今，相对的非传统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称，对安全来说，大体有三类威胁，即旧威胁、新威胁和正在出现的威胁。目前世界主要面临的是后两种威胁。冷战时代对安全的单一威胁已被全球化时代多层面、多样性和不对称的威胁所取代。有学者称，冷战时代的威胁是有“威胁者”的威胁，而后冷战时代的一些威胁是“没有威胁者的威胁”。有学者称，“跨国威胁”是当前影响数国、地区和全球安全的主要问题，是一种“新威胁”，它超越了传统安全思维的国家边界。这种威胁是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多层面的、非军事性的。也有人称，过去只关注外部军事攻击的传统狭义的安全定义现已被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多层面的安全概念所取代，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合作和多边措施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
专家们认为要从根本上反恐。从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入手，考察导致恐怖主义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背景；恐怖主义的动机、目的和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分子的个人背景和心理。具体说：政治上不合理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经济上的不公平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本根源；而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是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和民主制度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方便。这涉及恐怖主义的定义，反恐的计划与策略的问题，反恐的国际组织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中国已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如2002年5月《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注：“恐怖袭击绑架等非传统安全事件逼近海外中国人”，信息来源：新华网，http://www.sina.com.cn，2004年10月12。）”对中国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国家安全领域和个人安全领域。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几种势力、大规模武器扩散和经济安全。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几种势力主要是分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势力。分离势力有“台独”势力、西藏分离势力和“东突”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包括“法轮功”和其他邪教组织；恐怖势力主要也是“东突”势力。这些势力都有国际、国内背景，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中印应在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加强合作
今年以来，中印在众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今年1月，中印进行了首次战略对话；4月温总理访印期间，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等12项协议，为中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条件。笔者认为，中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
首先，在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方面的合作。当前，中印都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挑战的难题。中印两国政府都感到有必要加强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方面的合作。到目前为止，中印已举行几轮反恐磋商，双方都愿加强反恐合作，在交谈中，中印双方主要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双边反恐交流与合作、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作用、加强反恐能力建设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强调联合国应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起重要作用，愿为此加强多、双边反恐合作。（注：“中印举行反恐磋商双方愿加强反恐合作”，http://www.sina.com.cn，2003年06月15日09:35，《东南快报》。）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民族分裂主义主要是来自新疆、西藏等地的“东突”和“藏独”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我们希望印度在限制和消除“藏独”方面进行积极配合。同时，印度还可与我国进行反对“东突”的合作。有报道说，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主要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前在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的秘密训练，其中有两个营的“东突”分子甚至还参加塔利班与美军以及北方联盟的对抗行动，数名“东突”武装分子被俘后关押在关塔那摩，迄今仍没有被引渡给中国。被打散后的“东突”武装随同塔利班和基地残部退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继续从事恐怖活动。这些武装分子多人在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清剿行动中被打死，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东突”武装头目，但部分“东突”分子却借着婚姻关系在当地部族中隐藏了下来。
中印能源合作最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合作问题。2005年8月中旬，印度石油天然气部长助理塔尔米兹•艾哈迈德印度能源代表团访华，商谈与中国联手收购全球能源资产事宜。双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双方在确保各自能源安全基础上，探寻相互合作的机会，如联手收购第三国油气能源资产，尤其是在里海、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加强合作。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因感到能源问题的严峻性，把能源作为经济外交的第一要务，积极谋求海外能源的稳定的供应。加强合作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不久前，西方舆论曾经下过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印两国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对能源有着特殊的大量需求，能源不仅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系到两国未来安全，因此中印可以在信息技术领域携手，但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几乎不可能，双方将会在寻求能源稳定和保持长期能源供应方面发生冲突。他们没有料到，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政策，在涉及敏感安全问题的能源领域也会联手合作。这次印度代表团访华，是在近来美国政坛十分关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与印度虽然有竞争的一面，但仍可以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
《血和石油：美国日益依赖石油的危险和后果》一书作者米切尔•克莱尔表示：“对中国和印度等渴求石油的国家而言，上述国家无异是块大磁铁。”（注：Michael Klare.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y on Imported Petroleum，见凤凰网：财经观察“美反对优尼科案中国可能转向伊朗苏丹购油”，2005年08月03日。）中国目前石油需求量仅次于美国，但在20年内，中国每日需求的石油将增至2100万桶，与美国现在的消耗量相当，而且完全得靠进口；同一期间，印度每日的石油需求量将增至530万桶，也完全得仰赖进口。
对印度来说，它最希望得到的是全长2775公里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线。但是，印度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一直受到美国的阻拦。今年早些时候，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艾亚尔启程访问巴基斯坦（该管道必须经过巴基斯坦），进行有关伊朗-印度天然气管道的三方会谈。行前，美国通过官方渠道向印度表明了布什政府的“严重关切”；甚至威胁说，如果印度不听劝阻，美国甚至将以美国国内的所谓《托马斯法》为依据，对印度实行经济制裁。关于美国反对伊朗-印度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原因，印度媒体认为，伊朗-印度天然气管道将改变该地区的利益平衡。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努力使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土耳其和地中海向西输送，而不是向南通过伊朗输送。伊朗-印度天然气管道不仅可促进伊朗的能源发展，也可能使里海地区的石油向东向南出口。这两点都不符合美国利益。
但印度显然不想就此放弃伊朗-印度天然气管道。印度外长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印度将继续这一天然气工程。他说，管道三方已经开始商谈工程的细节问题。印度石油部官员表示，我们看不出印度的最高利益一定要服从美国最高利益的道理。美国自己在拼命寻找海外的能源，为什么要阻止印度购买伊朗石油呢？
印度在顶住美国压力继续与伊朗开展能源合作的同时，印度舆论披露印度希望中国也参加这个庞大的合作项目。印度《金融快报》的一篇专论指出：“中国的加入将会确保这条管道线的安全。考虑到中巴之间关系密切，巴基斯坦将不会轻易对此管道线作出任何破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印之间的能源合作将会为保证印度的能源增加安全系数。”有报道称，中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参与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能源管线项目。
实际上，中印之间的能源合作已经开始。在苏丹，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经营着苏丹最大的尼尔油田，印度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2002年从中国油田中买了25%的股份。不仅如此，中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建造了一个炼油厂，而印度则建设了一条石油管道，把提炼好的产品输送到附近的一个港口后再出口。正如印度石油部长艾亚尔所言，中印在苏丹合作开发能源成功范例，印度今后还要继续寻求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在撒哈拉、中非、拉美以及亚洲北部寻找共同的合作项目。
笔者认为，不仅中国和印度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其实中印美是未来最大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中印美进行合作对中印美三方都是有好处的。
拓展中印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视野
除上述恐怖主义和能源安全等热门话题外，专家们特别谈到供应链安全、健康安全、教育安全问题。(1)关于供应链安全问题。最近，兰德公司亨利•威里斯(Henry Willis)博士在上海一次报告会上特别提到全球集装箱化供应链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全球链安全问题是一个全新问题，在历史上，供应链安全一般指怎样用集装箱的运输安全（防止盗窃和走私等问题上），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供应链安全则重点放在预防恐怖主义对于集装箱运输的安全和防止通过集装箱运输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里斯博士在论述了建立评估供应链安全的模式后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确保供应链安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立海关贸易反恐伙伴关系，提出集装箱安全倡议，2002年制定海洋运输安全法，特别强调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加强合作的问题，我们不光有供应链政策和法规，掌握侦破检查技术，还要进行信息的共享。要使供应链不遭恐怖主义袭击，当务之急是要提高管理水平，要提高维护国民经济稳定的使命感，要动员广大企业和群众积极参与，同时要加强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以对付越来越突出的海上威胁。美国为基地的供应链专家组织，计划成立国际货运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帮助1000多家会员单位开发供应链管理新技术“智能亭”、无线电检测系统和物流管理等。如今运输偷盗与恐怖主义正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仅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就损失了150亿美元。我想中印可探索从波斯湾经印度洋至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安全问题，中印海军可进行防海盗、走私等演练。(2)健康安全问题。美国罗斯•安东尼(Ross Antony)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某些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将造成社会恐慌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从而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换言之，健康安全是指健康危害因素，得不到有效控制或基本健康权利被剥夺。目前对人类和国际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流行病是艾滋病，这在南非特别严重。兰德公司与加拿大、英国的同行进行三边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健康问题不仅是三国的问题，它越来越成为全球性问题。会上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健康问题不容乐观，非典、禽流感、Nipah病毒、Hendra病毒，Hanta病毒都可能形成大规模的传播，因此不可掉以轻心。(3)教育安全问题。有专家认为，教育安全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它既与传统安全联系在一起，又和非传统安全联系在一起，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工作者(worker)；二是教育公民；三是教育产生新思想，教育训练青年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工作者，而且要使人人成为好的公民。教育能产生新的思想，这三个方面均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密切联系的。恐怖主义则接受相反的教育，巴基斯坦大量的宗教学校是培训恐怖主义分子的基地。我们要看到：教育产生未来的工作者，教育产生未来的公民，我们的教育大纲就要为培养好公民服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时代，“人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的安全”进行了确切的阐述，使这一概念成为联合国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中印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价值也越来越高。“人的安全”是指个体或群体在其所处社会或环境中所出现的安全问题，它可以表现为个人获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权力，免受暴力和非暴力伤害等。它涉及与道德、国际义务、发展及国内合法性相关的根本性事宜，提出了关于主权、干涉、国际或地区机构的角色以及国家和国民关系等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哈克博士认为“人的安全”是有关安全的新概念，它“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而且是个人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的安全；不仅是防御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是防御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的安全”理论的产生是源于安全现实的变化，它向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发起了挑战，使对人的安全的维护成为安全的最本质的要求。由于人的安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客观上也就要求使用综合的手段来实现对安全的维护，树立综合安全观也就成为“人的安全”理论的必然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