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是根据西欧、北美文明国家的实际作出的有关理论结论；20世纪初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际时也显得理论准备不足；此后社会主义在一国到多国实践过程中，苏联模式又成了社会主义的样板，从而阻滞了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无法满足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战略转移的内在要求，迫切需要补充新的理论。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急需创新，而在实践中作为一个过程运行着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否面向现实、扎根国情，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杰出代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目光，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重塑，而且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新界定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将经历怎样的发展阶段，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道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先设想的社会主义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几乎都建立在落后国家。由于教条式地信奉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犯过超越阶段、不顾本国国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有必要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重新作一个界定。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也正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以至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还须经历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成功地跨越资本主义，但我们不能逾越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上去认识和估价这种“跨越”后的社会形态?如何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切合实际的估计。所谓特殊本质，是就它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就是要承认两者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不一致的，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和人的素质不高状态上的、不成熟的、不够格的、低标准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表现出如《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基本特征，因而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当作现成模式，不加区别地、盲目地运用于东方落后国家，把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条件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当成现实目标去追求。不然，势必会陷入理论与现实相对立的困境。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我党首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又重申了这个观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党的十三大报告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并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含义，从理论上与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想观点和否定初级阶段、超越现实的“左”的观念划清了界限。党的十三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概念，并对初级阶段的特征和历史进程作了全面的阐述，系统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科学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规定这一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这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延伸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有过一个设想，即是“自由人联合体”，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其特征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等。对社会主义这种本质性的阐述，后来被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冲淡甚至埋没了，以至许多人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当作本质，拿是否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当作衡量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因而对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严重危害。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特征与本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互为表里，本质决定特征，构成特征的内在规定性。特征不仅是本质的体现，而且反映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保证本质实现的必要条件。本质是稳定的、不变的，而特征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因此，邓小平第一个抓住稳定性的东西，从本质上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综合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消灭剥削，从根本上体现了制度文明的要求；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体现了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的要求。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对“本质论”，又作了新的延伸和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从而作出了“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论断，揭示了先进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的规律。同时，他还依据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学说，联系到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必须“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并强调“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即“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认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表现为“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互相促进地向前发展。
三、社会主义
配置机制的新探索
在经济运营方式上，过去把社会主义经济主要等同于计划经济，进而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实行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由此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这样一种体制，大家曾经习以为常，并把它视作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就是说，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各经济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这一要求就能得以实现，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是符合规律的。而且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才能使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才能实现人支配生产，而不是生产支配人，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所以从根本上而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批判市场和资本主义的。
以后，形成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传统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模式影响下，社会主义各国大搞单一的计划经济，认为这才是“正宗的”的社会主义，把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而加以反对和排斥，使本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慢慢地拉大了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历史表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整个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推动，缺少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经济活力，因而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市场经济从其历史形态来看，虽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产物，但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和运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和成熟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社会化、国际化发展起来的一种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的配置
的方式和手段。
我们党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研究。当1979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时，邓小平就高度评价了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同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中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又作了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
配置问题上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使市场经济走出了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误区，而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制度性选择，从而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决定了我们现在还不能抛弃市场，在没有积累起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以前，我们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个基础。虽然市场的弱点和负面效应是明显存在的，但是几百年来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比它更能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机制。我们自觉地走入市场的过程是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通过市场手段来获得最终抛弃市场的力量。面对全球化的环境，我们不是被动地“一体化”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而是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社会主义目标。所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最了不起的贡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嫁接”，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崭新理念，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的一次战略转换。
四、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突破
当作为改革基础和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便成了改革呼声最高的领域。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实质上就是所有制优化，包括结构优化和形式优化，也就是通过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使所有制能最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一改革又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雷区”。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曾经提出过未来社会将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而且那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具体的论述。于是，长期以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要求用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去适应它。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层次的多样性要求生产关系形式的多样性。实践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纯而又纯，只有一种所有制关系，但是决定这个社会性质的，正是该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成份。因此，所有制改革不仅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而且还要鼓励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虽然个体经济仍定位在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一层面上，但所有制结构调整已开始破题。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992年党的十四大更进一步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并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大收益和多种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入的巨大活力，1993年党的十四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又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建立新的混合经济作了进一步地阐述与规范，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就如何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明确的界定：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三是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必须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会议还对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和拓展，论述了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科学地阐明了股份制的属性，姓“私”姓“公”要看控制权在谁手里；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必须多样化的观点，实现了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从量向质的深化，提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体现在“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而且“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观点。党的十六大又强调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些都是党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在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获得的新成果。可以说，党的十五大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科学而宽泛的规范，为今后改革、发展和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五、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新调整
马克思在说明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时，曾作过这样的构想，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这就是“按劳分配”的原则。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以其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由小到大，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方式多样化势必带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原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包容不了众多的分配内涵，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把改革的重心指向了分配领域。
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率先突破了以往分配制度的理论，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客观上也要求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及时对分配制度作了新的调整，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
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这一思路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新认识，是在分配方式上的理论创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尽管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多样性，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公有制范围内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然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必然使单一的分配方式受到冲击，中央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重大原则，并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样便拓展了分配的内涵，突破了计划经济中的分配模式，肯定了分配方式的多样性。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既然商品经济是现实经济生活的基本经济形态，那么在分配领域也就必须考虑除劳动之外的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与地位。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又归劳动者所有，所以我们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同时，由于在生产领域中，除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构成了创造财富的因素；而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生产要素都归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并且一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求等价交换，而不能无偿使用，所以我们又必须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一旦我们揭示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例外，非公有的资本所有者的存在永远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常态，那么按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去获取收益，也就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了。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允许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六、社会主义执政党功能的新定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强调了“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完整统一的意义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的区别。这一建党思想，后来被列宁和毛泽东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按照这一思想，瓦窑保会议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重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相统一思想的具体运用，也是对执政党功能的一次新的定位。
我们知道，对全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是政党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实质上是政党政治活动的功能发挥过程，即发挥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就这个意义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表明了党建战略从结构性建设向功能性建设的转变，强调通过党的代表性功能的发挥来巩固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在80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共产主义的旗帜，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旗帜。两面旗帜，缺一不可。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缺了其中任何一面，就不可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也不可能取得领导核心的地位。这样一种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民族性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党既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应该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如何更好地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带领中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功能建党，即增强党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代表性功能为核心的党建新思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为根本的政治过程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繁荣政策，实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再造和价值整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政治代表性功能，提高政治整合能力，从而回答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拓展了党的建设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
七、社会主义建设者外延的新扩充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这对社会主义传统依靠力量从数量到质量、从内容到形式都构成了挑战。
我党明察了这些根本的变化，并通过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怎么界定以及劳动财富的性质问题，从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构成问题。《七一讲话》及时作出了“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新论断，把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外延扩充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并打破了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中长期存在的旧观念，确立了在“无产者”向“有产者”转变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同时要求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以造福于人民。这就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在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应该看到，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在产生的历史环境、资金的流动途径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产业，因而从功能上看，私有财产成了一种社会资本。只要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停顿地运转，而不进入生活消费领域，那么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就显得无关紧要，它们与公有财产一样，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共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因而私营企业主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承认他们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是要否定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的程度。针对新的情况，我党也解决了长期存在疑虑的“私有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只要他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就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一样，也可以吸收到党内来。这对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有现实意义的。
八、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益原则的新阐述
建国后，毛泽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及“平均就是公平”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貌似公平，却掩盖着极不公平的事实，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贡献量的大小，而只强调分配结果的绝对均等，试图否认或取消一切差异，并认为差异就是不平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最终使生产缺乏效率。因此，虽然平等是社会发展中需要考虑的方面，但中央认为，当前我们必须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从效率与公平的本体论意义而言，效率是根本的，因而是优先的，即任何的分配制度、分配政策都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很自然便成了主要目标。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实质上已包含着效率优先的思想。以后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最后为兼顾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效率优先”的同时不需要强调公平。虽然效率是达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但公平的实施反过来会影响效率的提高，缺乏公平的分配最终会压制人们的积极性，并进一步影响效率的提高，更何况公平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目标。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意味着“先效率、后公平”、“效率重要，公平不重要”。
十六大报告对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又作了新的阐述，就是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两次分配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全面注释，同时也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实施。我们必须时刻跟踪社会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趋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的社会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把社会公平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调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九、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新设计
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从而改变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思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创新。
面对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我们党勇于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大力倡导和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三者之间的辩证统—关系，其中党的领导是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依法治国是途径。坚持实行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的各项工作及其管理活动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制定“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江泽民还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理念。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他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更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安邦理论的深化。
江泽民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加以阐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治国思想，它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社会主义世界性交往的新策略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两大共同课题，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求同的两大主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是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因此，“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我们应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角度，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事实证明，任何封闭型的模式都难以面对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受到世界体系的影响，因而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参照系来考虑自已的发展。也就是说，既然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从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循环这样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既然世界体系的建立，使每个国家都卷入了文明的海洋，那末在这种交往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它们之间的学习、吸取和借鉴的内容。认为制度不同的两个体系彼此只有对立和斗争，而没有统一和相容的思维定势，应该改变。
党的十六大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及其互动，及时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口号，制定了“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新策略，同时表明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的基本态度。只要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加强交流与合作中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才能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经济发展也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综上所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二又要“说新话”，赋予它以时代和现实的崭新内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理论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启迪是深刻的。实践证明，能够复兴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定是创新的理论，一定是对新时代提出的挑战作出科学回应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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