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女性学，是从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学科”，这是日本女性学会给女性学下的定义。近30年来，国外女性学界几代学者艰苦探索，逐步形成了女性学的理论系统。其学术背景各一，社会角度不同，表达观点多元，流派纷呈，但贯穿始终的是追求女性乃至人类的解放。其发展轨迹从争取妇女参政选举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就业同酬权，到要求根除性别歧视、否定父权制、男性中心文化，到求得女性价值的社会承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达到男女平等。这一平等的含义已从外在有形深入到内在无形。女性研究的著述卷帙浩瀚，首先是探索女性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而后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审视诸如哲学、经济学、文学批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如科学哲学、生物学、医学、生态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自然科学, 以及跨学科的整体工程性的建设发展项目.以女性学的视角和方法钩沉、补充、纠正以往传统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内容。
作为女性学元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一在于社会性别立场的确立。在探索女子为何不如男问题上，1975 年美国的盖尔• 卢宾发表了《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 ，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The sex / 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指出是家族的再生产，即妇女交易，在家庭中再生产了男性权力和构成了社会性别身分。她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可以改变的。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又从各方面探究社会性别制度在不同历史、社会、文化中的形态和变化。如1987 年美国社会学界的女性主义者创办的刊物《社会性别和社会》即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索这一理论。“社会性别”概论的确立，是女性主义更学术化发展的结果。因为由此它有别于天然性别，而是以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社会性别来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进而提出重建新方案，来改变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它更多强调的是用边缘人群的视角来看问题。这样的批判，便不是简单地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理性，而是指出父权制的非理性。这时的女性主义已超越了性别层次，进入了更深刻的哲学理论层次。1988 年美国女史学家琼•W斯各特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 进一步对社会性别下了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上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构成因素，社会关系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即对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家庭婚姻和家族，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必须分析的一个新范畴。如今“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已同“种族”、“阶级”等概念一起作为社会分析的重要理论武器。由此可知女性学的理论基石—“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的建立，是如何补充与纠正了男性中心文化的缺失与偏颇；这个成果也是女性学逐渐步入主流文化的标志；更不用说性／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学研究开辟新视野所作的巨大贡献，自此女性学进一步走向了跨学科的研究。
其二是“怎么办？”纵观历史，横看各国，发现无论何种社会抑或是科学与民主都不能彻底消灭性别歧视。英国女性主义学者米丽叶•米切尔1966 年发表了《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于生产、生育、性和育儿社会化，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而且如果只改变其中一项，则会被另一结构的加强抵消掉，其结果将会是改变压迫的形式，而未彻底解放妇女。米切尔的理论使人们从更广阔、更深层次来审视妇女解放之路。她的观点超越了经典理论家的看法。男女之所以不平等，经典理论家们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娃都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米切尔指出妇女的劳动量从来十分可观。这已有了客观统计（20 世纪60 年代大通曼哈顿银行估算出每一个妇女每周总工时平均为99 .6 小时）。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与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今天的热带非洲许多地区妇女劳作终日，而男子游手好闲。在过去的10 年中妇女们不断呼吁，要肯定妇女非货币收入和非交易性劳动价值，要将妇女非正规部门就业、家庭经济、生育和家务劳动这些无报酬工作的实际经济贡献计入GNP 中。如果这样工业国家的GNP 将增加40 % ，无报酬劳动用货币代算达16 万亿，其中妇女贡献为11 万亿，即妇女承担了69 ％的无报酬劳动[2]。这样才能纠正认为妇女的劳动是男性劳动附属品的片面价值观，这样才能使决策部门正确认识妇女的贡献，制定出对妇女更有实效的政策来。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当今在社会保障、福利计划方面，纠正了定位于传统家庭模式的偏颇，而以个人生活为出发点，既保障社会每个人，退休金、保险金等也要考虑到家庭妇女、单身母亲（1985 年瑞士通过一项新法律就规定：无业妻子有权从丈夫处取得“家庭妇女的那份薪水”）。今天由于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工业化社会中的职业不再强调体力，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公共生产，但经济参与率仍低于男子，并且多处于低等职位，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差，女性素质差而竞争力差，即使同工也不同酬，据联合国调查报告表明：妇女所得报酬只占其工作的33 % ，而男子得75 ％[3] 。故经济上的男女不平等远未解决。
历史上妇女没有进入关键的生产领域，在于她们要生育和持家。今天，避孕技术普及、试管婴儿、人工怀胎、堕胎法等使生育成为可选择的行为；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兴旺发达，国家与社会分担了家庭职责的部分内容。如一些西方国家减少了妇女工作的时间；给予较长的产假；实行夫妇双方均有产假；请别国女青年助理育儿家务者亦可享受10 个月社会保险金；还有各种津贴或有薪假，让父母照顾病儿或学业有问题者；经济学家称为的“非标准职业”“计时工”等飞速增长，以利妇女事业家庭二者兼顾。育儿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私人领域与公众领域日益趋同，当然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因为“社会化是一种特别精致的过程”（朱•米切尔语）。今天的欧美对性、婚姻、家庭等观念已有巨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正逐渐被淘汰（英国已实施同居法）。单身不婚率越来越高（据悉法国巴黎高达50%）。但无论如何妇女受育儿、家务所累仍远甚于男子。
米切尔也认为最辣手的问题是“性”：“性解放的浪潮导致妇女更大更普遍的解放，同样它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20 世纪60 年代末的美国反战运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历史，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打破了性道德的性自由，无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大多数女性从中体验到的是性压迫和性剥削，“她们疲惫地承担着的是性耻辱与性恐惧”[4] 。科技发展至今，虽然避孕术已将性生活与生育分离，但女性在性上的解放，则是要人摆脱兽性升华到“圣贤”的境界，要具备高度的修养后，才能言及的。除此之外，性解放还带来了乱伦、犯罪、单亲孩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甚者是艾滋病的肆虐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发展至今也强调了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受生产关系所制约，也为生产力所制约，不仅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也是精神文明程度的影响。”[5]
其三是从“男女平等”到“性别公正”的演进。西方公正概念的核心是“公正在同类同等待之，不同类不同待之”（亚里斯多德语）。基于人权的考虑，19 世纪女权主义旨在争取选举权、财产权，要求的是政治经济上的男女平等。20 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女性学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后，激进派、马克思主义派和社会主义女性学则认为妇女的社会平等只有通过条件平等才能实现。由于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公众领域，妇女的地位得以改善，但现实中无视性别差异的平等，以男性中心标准的平等又对妇女造成新的不平等。机会、条件的平等并未达到价值的平等。激进主义女性虽强调女性特质的优越，如爱和平、爱自然、重感情等，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但正是这种强调，体现了要求社会承认妇女不同于男子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价值；体现了女性文化与女性意识形态要与男性意识形态地位平等的要求。这一平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当代普遍主义哲学立场上的。激进派女性主义的观点，对女性学本身的意义在于它纠正了当时女权运动的男性特色，即从形式到心灵上认同男性，来达到男女平权。李大钊早就指出女子不能学做男人，而禁止使用她们天生的特别性情。即使做得到也是一件极蠢的事。他说：“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6]她们强调女性存在的价值和自然潜质，充分利用自己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男性的尺度），是女性主体的自我回归。它最宝贵之处在于强调了女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根本命题。
后现代主义女性学者们持非本质主义观点：男与女的每个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因此理想的社会既不是男尊女卑，也不是女尊男卑的对立二元结构，而是一个具有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了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目前对这样的构成论争议也很大：认为它或多或少地解构、削弱了女性主义。但其认为真理、理性及人的观念都是男权社会派生出来的。要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指向无疑是先进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美国，本质论与反本质论的争论激烈。以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许多女性主义理论是本反主义内，仍然受到主流思维和研究模式的潜在影响，未能避免错误的普遍概括、二元对立… … 。受后现代哲学思潮影响形成的后现代派女性主义是对普遍主义的反动，它的优点是承认个性，主张多元，但其危险也在于解构的最终解构了一切（包括女性学自己，也包括了哲学本身）。尽管如此，这些理论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特质，有它存在的理由。时代的推移，理论的更迭，正表明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这也是无有穷尽的。
其四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提出。美国女生物学家、1983 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巴拉• 麦克托林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实践者。她认为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预言而是理解。她信任自己的直觉，强调对生命有机体的“感情”。在进行玉米细胞遗传研究中，她以对客体密切关注、观察和欣赏的方式工作。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她即发现了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这在当时不被承认和理解，直到30 年后生物分子学的发展，才使其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承认[7]。
西方文化传统中，贯串着将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客观与主观、公众与私人等一系列二分对立的方法。近代的科学观亦在这一范畴内，并视自然为对手，欲征服之，“让其为人类服务”（培根语）。它把客观性、理性等归于男性（阳性），把主观性、感情和自然归于女性（阴性），推崇发扬前者，贬低排斥后者，男尊女卑。这种征服性的认识观是运用逻辑、分析和种种有效的控制模式来达到认识。女性主义的认识观注重于认识主题参与到客体中去，两者是交流与和谐的，是整体性的通觉[8]。巴巴拉的成果就是从科学研究中发现了情感因素的作用。从女性学的角度来看，由此指出女性气质并不劣于男性气质，尤如自然界的阴阳互补一样，人类的两性也是互补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旨在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局限，寻求阴阳调和，和而不同，两极对称互补的动态平衡；抛弃对自然征服与支配的模式，回归自然，达到与自然力量和谐合作的高级境界。这是一种前景灿烂的方法论。正是这种“全息’性的方法，才有了“自然的发现”（在欧洲16 世纪开始有“人的发现”, 18 世纪有“女性的发现”, 19 世纪才有“儿童的发现”, 20 世纪有称之为“自然的发现’）。或许由此可以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让人类重新回归自然，达到东方文化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女性学作为一门追寻妇女解放起步，发展到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新兴学科，其理论探索还远未完善，但它对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所作出的贡献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