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以来，从日本长崎市新地镇几间仓库的废墟里，发现了在日华侨商社泰益号及其前身等的半个世纪（1880 一1945 年）的庞大的商务资料群，引起东亚华侨界、华侨史研究者以及日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资料由泰益号店主陈世望的后裔陈东华，代表其家族赠献给长崎市立博物馆。1989 年，九州国际大学市川信爱教授组织日本学者、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以此资料为素材，根据泰益号与台湾、上海、厦门、大连等大商埠的贸易网络，划地区展开分担研究。笔者主要从事上海地区的相关资料的整理、读解和分析。
所谓上海地区的相关资料，其绝大多数即是当年上海东洋庄所属的商号写给长崎泰益号等的商务信件。但是，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不是上海地区的孤立的商业现象；它不仅涉及到中介商长崎泰益号、进口商台湾各商号，而且涉及到转运港关门港（日本下关港、门司港）的海运公司和港运公司；在抵制日货期间还涉及到香港（抵制日货期间，泰益号中介的一部分中药材经过香港运往台湾）。因此，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业活动处在泰益号的整个贸易网络之中。主要由于这个缘故，笔者自1991 年至1997 年应邀留日，以东洋庄专题为中心，分析、研究泰益号的上海地区、台湾地区、关门地区的有关资料。
以下，就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及其对上海东洋庄的研究，特别对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的作用进行分析与概括。
一、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及其特征
长崎泰益号资料不是零星的、孤立的资料，而是由密切联系、主次分明的若干部分组成的横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的有关商社贸易史料的群体。
（一）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及其复杂性
长崎泰益号资料是以泰益号为主的、旅居日本的10 多家华侨商社的庞大商业文书资料群。可以用广独两义对这一资料群进行概括。
1 ．狭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
所谓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单指该商社自1901 年开业至40 年代前期停业的现存文书资料。从第一次开箱清点状况看，其中有长崎泰益号原始帐簿27 种计822 册，辅助帐簿14 种计393 册，装订成册的通信原稿11 种计285 册。
在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各地贸易伙伴寄给该商社的商务信函及其附件。第一次开箱清点并整理的信件有17000 封。未整理和清点的信函还有较大的数量；据抽样调查，约有25000 封。两者相加，其总数超过42000 封。
2 ．广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
所谓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不仅包括前述的文书资料，而且包括该商社在神户的姐妹店泰益洋行的现存文书资料，还包括该商社店主陈世望在长崎的同族、同帮所经营的13 家华侨商社的现存文书资料。例如，长崎泰益号前身泰昌号（包括泰昌和记、泰昌永记、泰昌振记等）的帐簿、信函等158 件，神户泰益洋行的帐簿、信函等90 件，振成号、鼎大号、和昌号、丰泰号、和衷号、兴泰记、东源成记、乾元保安公司等长崎其他华侨商社的信函等210 封，都属于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
此外，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还包括以长崎华侨社会领袖陈世望为中心的福建会馆等长崎华侨社团及华侨学校、唐寺等现存文书资料。例如，福建会所、福建会联合会、福建会馆、福建长生会等长崎福建华侨组织的信函45 封、长崎华侨创办的时中小学等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文献、教科书、参考书472 件，有关福济寺、悟真寺等宗教活动的文献85 件，有关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领事馆的文献3 件，还有规约、地图等38 件[1] 。
以上说明长崎泰益号资料群不仅规模极其庞大，而且其构成非常富于多样性；其内容虽然以商业买卖为中心，但还广泛地涉及到社会、教育、宗教乃至政治等各个领域。还有，长崎其他许多华侨商社的信函、长崎华侨社会各方面的文献都集中到泰益号，委托其管理，这说明泰益号及其店主陈世望在当时长崎华侨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享有崇高声望。
通过分析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的构成状况及其数量可以发现，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占长崎泰益号现存文书资料总数的90 ％以上，是该文书资料群的主体。而这狭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的1 / 3 ，与上海东洋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上述相关资料证实了上海东洋庄大致可以细分为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丝绸织品东洋庄、杂货东洋庄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海产品东洋庄和中药材东洋庄。
属于海产品东洋庄的有近20 家商号，其在习惯上又分为北市号和南市号。前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北海道的函馆输入；后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长崎、横滨、神户、大阪输入。长崎泰益号与神户泰益洋行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属于南市号。
中药材东洋庄，就规模而言，比海产品东洋庄小，但其成员却比较多，其中专业的药行有20 多家，洋行有2 至3 家，兼业的商号有7 至8 家，共有30 多家。中药材的消费者除了在日的部分华侨华人外，主要是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的居民。这说明，台湾虽然暂时被日本强行从中国割裂出去，但中华民族几千凭的文化传统和养生习俗是无法消除的，台湾居民仍然沿用中医和中药材诊治疾病。但是，由于税收关系，中药材不是从上海直接运往台湾，而是绕道长崎或门司，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上海—长崎（或门司）一台湾间三角形的中药材贸易途径，即笔者所创用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是这一销路的起点，台湾中药材进口商及其零售店是这一销路的终点，长崎泰益号是这一销路的中介。
（二）长崎泰益号书信资料的特色及其读解的困难
第一次开箱清点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主要可以分为经营帐簿和商务信件两大类。
从总体角度观察，经营帐簿还处于未整理状态。但根据抽样调查，经营帐簿大体包括原始帐簿（进货帐和出货帐的草稿）、转记帐簿、决算帐簿三种。帐簿本是从我国进口的；每页中央印有一根红色横线，把页面分割为上下两栏。记帐采用纵书方式，年代用干支表示，数量混用汉数字、简略汉数字、苏州码字等记载；特别是把日本的货币单位“门”写作“元”，与我国当时的货币单位混同。这是查阅以我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泰益号帐簿的一大难题。
泰益号商务信件里不仅存在上述同样的难题，而且还出现更为复杂，更为难解的其他难题。以下，主要以读解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的商务信件，特别是以读解上海中药材出口商、泰益号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的商务信函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题为例加以说明。
1 ．难解的文体与难辨的字体
汉文的近代文体与古代文体的混用，是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独具的文体特色。开头、结尾无不搬用古代文言字句，而中间部分则是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的近代文体。所有的信件都是用非常潦草字体写的。并且，草写字体因出口商号、因帐房先生而异。严重而难认的草体字是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商务信件的特色之一。
难解的文体（不文不白）与难辨的字体（无规则草书）给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的读解、分析带来许多麻烦。多年读解这类信件的实践说明，一家出口商的信件读解经验，不能照搬到其他出口商的信件读解上。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花费了多年时间，研究各家出口商的信函的文体与字体，分析其各自的风格，克服读解的困难，以便正确地理解信件的内容。
2 ．夹杂方言、俗语、暗号
上海中药材出口商、泰益号在上海的海产物品代理店的经营者，除了一部分浙江等省出生的外，主要是泰益号店主陈世望的故乡、福建省东南侧即闽南出生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给泰益号的信件中经常使用故乡方言。例如，发给泰益号的上海寿康药行的1928 年7 月18 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一句：“当即市面相夺异烈，生理全靠神速。”[2]，其中的“生理”，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为女性的月经。但是，在当时闽南一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生理”即是“生意”。因此，这句话应该读解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日，做生意全靠适时，不失商机。”“生意”、“做生意”是我国近现代最常见的商业用语，为商务书信所不可缺少。但是，在上海所有的出口商寄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中都不见“生意”、“做生意”之类的词语，而只有“生理”一词。经笔者考察，当时闽南一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生意”一词有被当作“介意”的可能。为了避免误解，谨小慎微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和海产品代理店的帐房先生在写信的时候，无不把这类词语远远地抛之脑后。
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和海产品代理店的信件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俗语。“有余”就是其中的一例。上海茂记号等海产品代理店写给泰益号的信件，特别是逢年过节写给泰益号的信件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余”二字。从字面看，这显然是贺词，意为“生财有道，年年盈余”。但是奇怪的是“有余”一词后面都有量词相随。所以，这个“有余”，事实上指的是海产品鱿鱼。鱿鱼别名为“乌贼”，虽然美味可口，但外貌漆黑，兆头不佳。为了避害趋利，去凶就吉，帐房先生绝对不写“鱿鱼”二字，而用“有余”代之。
泰益号商务信件中，还有极其复杂的电报密码和暗号。这是泰益号为了市场情报和竞争手段的保密，用阿拉伯数字与日语片假名混合编制、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更改的符号，其破译难度更大。
3 ．混用新历与旧历
根据商务信件整理、收集贸易数据和情报，发信日期是头等重要的前提。确定发信日期方法，一是信封邮戳上的年月日，二是写信人在信笺里写的年月日。但是，笔者在整理、分析长崎泰益号的有关信件时，发现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泰益号商务信件的信封上盖的邮戳字迹业已模糊，年月日（新历）难以辨认。并且，一部分信封遗失了，只剩有信笺；相反，一部分信笺遗失了，空信封却存在，两者对不上号。
另一方面，泰益号商务信件的发信人有混用新旧历的习惯。这也给发信日期的判断造成困难。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一部分帐房先生，在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里往往写上含糊不清的春月或端月或汪月（1 月）、花月（2 月）、桐月或桃月或樱月（3 月）、卯月或余月或梅月（4 月）、蒲月（5 月）、荷月或荔月（6 月）、瓜月或巧月（7 月）、桂月（8 月）、菊月（9 月）、阳月（10 月）、遐月（11 月）、蜡月或纳月（12 月）、又月（闰月），以及念日（20 日）、念一日（21 日）、念二日（22 日）等。不过，这些词语尽管如此模糊，但是究竟是表示旧历的，可以由此判断其发信的日期。严重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信件只写月、日，没有标明新旧历。在当时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新旧历混用对发信方和收信方都没有什么妨碍和不便。但是，时隔60 一70 年的今日，在读解这些信件，并从这些信件中收集当时贸易数据和情报的过程中，新旧历混用就变成了新旧历混乱，成为整理、读解、分析泰益号商务信件的一大难题。
对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来说，商务信件就相当于订货单或发货单，发信日期是交易合同成立的根据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在整理、读解泰益号有关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信件的过程中，根据信件的内容和发信的顺序，把同一出口商发出的所有信件，前后有序地排列起来，尽力排除新旧历的混乱，以判断正确的发信日期，收集了其中的贸易数据和情报，编制了各出口商中药材出口的统计表。
总之，难解的文体与难辨的字体，兼用汉数字、简略汉数字、苏州码字，夹杂方言、俗语、暗号，混同旧历与新历，等等，都是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增加了该文书资料读解、分析的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一难题，才能正确地理解、把握泰益号文书资料的内容，收集、整理其中的贸易数据，发挥其在上海东洋庄研究中的应有作用。
二、泰益号商务信件在上海中药材尔洋庄研究中的作用
主要以海产品出口起家的泰益号，把海产品运至上海批发，回程把中药材运到门司港或长崎港转口台湾。因此，当年上海中或材尘口商写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及泰益号有关的经营帐簿，不仅是研究海产品东洋庄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中药材东洋庄的唯一可靠的资料。
半个世纪前，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情报联络手段，主要有书信、电话、电报三种。为有利于保密和节约成本，实际上利用电话、电报的场合很少，而经常、普遍地使用商务书信形式。这就是1982 年以来所发现的泰益号贸易对象的商务信件数量大，特别是有关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数量大的重要原因。并且，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各出口商及兼营中药材出口的上海海产品代理店的信件及其附件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不仅保留着中药材进出口商社的名称、地址，进出口中药材的品种、数量、单价、运输手段、运费、保险金、税率、税额等资料和数据，而且还有关于交易中的逃税偷税问题、出口商与中介商之间复杂的关系、各地社会经济动向乃至当时我国政治、军事情势等的记述。这样的商务信件在贸易数据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方面比经营帐簿略显逊色，但是其内容的多样性与赋于今日研究的实用性方面，为经营帐簿所无法比拟。这就是笔者把泰益号有关商务信件作为基本资料加以研究的理由。
以下，着重分析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对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的作用。
（一）从沪台中药材进出口商的信件中发现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其三角形销路的存在
以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是在日本占领我国领土台湾，以高关税政策阻碍台湾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的历史背景下的中药材特殊的销售途径，是连续存在30 余年的历史现象。但是，关于这一现象的资料和数据没有在当时中日两国的报纸和书籍中留下其记载，也没有在人们的记忆里投下其影子，成为近代中药材贸易史和近代东亚华侨贸易史的一个空白。笔者自1989 年以来，在整理、读解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的过程中，从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台湾中药材进口商的商务信件中发现了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
1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成员的发现
笔者从泰益号现存的数万封商务信件中，筛选出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有关的5 千多封；在整理和读解这些信件的过程中，发现了晋和洋行、裕孚洋行、裕孚药行、寿康药行、寿康福记药行、鼎大药行、鼎成药行、鼎成泰记药行、松茂药行、乾泰药行、协成元记药行、同康药行、森大药行、鼎发药行、泰生药行、惠生药行、源来药行、公和药行、志大福记药行、葆大参行、阜昌参号、慎昌药材部等30 多家商社，在长崎泰益号的中介下与台湾有关商社进行了中药材贸易，进而查阅了有关这些出口商的地址、经营者、经营史、出口商品构成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制成了每家出口商出口的中药材品种、数量、单价、货款等的统计表，弄清其商品流向，从而证实上述出口商都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成员。
2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贸易对象的发现
在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的信件中，不仅记录着出口中药材的品种、数量、托运船舶等，而且记载着台湾中药材进口商的名称。笔者根据这一线索，在长崎泰益号的台湾地区的文书资料中，寻找出台湾该进口商写给泰益号的有关信件，与上海出口商的相关信件对照，以探明该进口商的专业性质、经营项目等基本状况。
根据第一次开箱清点的资料，泰益号在台湾地区的贸易对象有599 家，它们写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有1 万封左右。笔者通过读解、分析这些信件，发现台北有52 家商社、台南有14 家商社、基隆有2 家商社、台湾其他地区有31 家商社（合计99 家，其中专业的76 家、兼业的23 家）在泰益号的中介下做中药材的进口生意，成为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主要贸易对象。这些进口商写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多达3000 封左右，其中记载着那些进口商的名称、所在地、经营者，进口中药材的品种、数量，及其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关系。
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台湾中药材进口商的信件，证明了大约60 年前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在长崎泰益号的中介下，与台湾中药材进口商进行过中药材贸易的事实，为论证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存在提供了根据。
（二）从关门地区海运、港运公司的商务信件中发现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其三角形销路的运营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关门海峡既无海底隧道，又无海面桥梁，因此海运业、港运业最为发达；关门港（下关港和门司港），尤其是门司港一度成为东方最大的转运港，因此也成为长崎泰益号和上海中药材东洋庄贸易网络中的关键所在。
长崎泰益号关门地区商务信件整理、编辑为8 册，发信的海运公司、港运公司共有16 家。海运公司，特别是中央系统的大型海运公司，很少与长崎泰益号、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港运公司，即回槽店、回槽部或运输部等，做为货主泰益号与海运公司的中介，在装卸和转运包括中药材在内的泰益号转口货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松井回槽店、西村回槽店、村本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门司分店、国际通运株式会社门司分店、国际运送株式会社门司分店等9 家。其中松井回槽店、西村回槽店、村本组为承包泰益号托运业务的三大主角，它们寄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最多。松井回槽店有617 封，西村回槽店有3 巧封，村本组有284 封，3 家合计1216 封。并且，不少信件里附有船舶托运证、运费清单等。信件及附件的总数近2000 件。
如前所述，长崎泰益号是以海产品等的出口为主业的华侨家族企业，在当时西日本最大的海产品集散地之一的下关设置分店；其收购的海产品，主要通过门司港出口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地。另一方面，在我国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收购棉花、小麦、大豆等，主要通过上海港和门司港运往北部九州。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三角形销路不是完全独立的销路，而是依存于泰益号的海产品、棉花、谷物等的既成销路。从上海港至门司港的棉花、小麦、大豆等的既成销路以及从门司港至上海港、台湾各港口的海产品既成销路，为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三角形销路的开辟及其运营创造了基础和条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中药材，小批量的一般直接邮寄长崎泰益号；而大批量的则利用棉花、谷物等的既成销路装运到门司港。门司的港运公司、中央系统的海运公司门司分店或门司代理店，把其中的中药材与长崎泰益号分店在下关收购的海产品一起装运台湾。寄给长崎泰益号的门司西村回漕店、山胁回漕店、大阪商船株式会社门司分店的许多船舶托运证，都把中药材与海产品的名称、数量并列记录。这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运行机制的历史见证。
中药材在门司海关报关，与海产品等一起通过门司港转运，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手续，节省装卸、托运费用，从而既能使上海中药材东洋白：出口商增加利润，又能让长崎泰益号从中获得较多的中介手续费。这是长崎泰益号利用当时东万国际贸易最大的转口港门司港的功能，提高经营收益的商业操作技巧。
中药材三角形销路，是主要依靠海运的物流通道。因此，除了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台湾中药材进口商的信件涉及通过门司港或在门司港起航的托运船舶的运营情况外，寄给长崎泰益号的门司港运公司和中央系统的海运公司门司分店的信件里，也有很多关于中药材包装、发运、报关、装卸、转运、保管诸问题的记录。这说明了当时的关门港，特别是门司港，不仅与长崎泰益号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具有密切的关系。关门地区信件的读解与分析，是研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前提之一。笔者就是通过读解、分析这批信件，才发现了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运营机制。
（三）从鼎记号等上海海产品代理店的商务信件中发现上海中药材东洋庄贸易经费的结算方法
长崎泰益号在上海的海产物代理店约有10 多家，其中规模大、知名度高的，有鼎记号、茂记号、捷余洋行、德大洋行等。寄给泰益号的鼎记号的信件及附件有1300 多件，经笔者整理、编辑为7 册。寄给泰益号的茂记号的信件及附件约有600 件[3] 、捷余洋行的信件及附件约有400 件、德大洋行的信件及附件约有500 件，尚未编辑成册。
通过读解、分析以上商务信件资料，不仅可了解鼎记号等海产品代理店都在一定时期，以一定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中药材三角形销路，而且可了解该销路的贸易经费结算方法。
贸易经费结算是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为了顺利地运营该销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成员和台湾中药材进口商在委托双方可信赖的长崎泰益号作为报关代理人的同时，委托其作为贸易经费结算的中间人。
寄给泰益号的上海鼎记号的商务信件的内容显示，泰益号在其创业的时期，对规模比较大、信用比较好的鼎记号特别信任，把它作为其融资机关，将自己在上海赚到的钱存在鼎记号里；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够获得比在银行或其他钱庄存款更多的利息，而且便于贸易过程中的资金通融。中药材三角形销路开通之后，长崎泰益号就以此为基础，利用鼎记号的融资功能，建立了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贸易经费结算机制。
包括中药材三角形销路在内，在长崎泰益号商业网络中一般都采用“后金制”，而不实行“前金制”。所谓“后金制”，即先发货后付款的制度。按理讲，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中药材运达台湾之后，做为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贸易经费结算中间人的长崎泰益号，应该把收到的台湾进口商的货款等，立即转汇给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出口商。但是，事实上它不这样做。泰益号收到台湾进口商的货款等以后，没有把这一货款等直接转汇给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出口商，而是将它做为本店的流动资金，在日本收购海产品，以供给其在上海的代理店；与此同时，从它在鼎记号的存款或利息中支出相应的数量付给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出口商。
这种结算机制至少具有两大好处：其一，泰益号由于可以调用的流动资金的增加，使其在主业海产品的收购与批发方面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其二，不仅可以节约贸易经费在国际间汇兑的手续费，而且可以使结算迅速、及时，满足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商的要求。这个一箭双雕的结算机制给长崎泰益号带来很多实惠，使其年平均收益大为增加。该商社自1915年至1920 年的年平均收益和自1921 年至1927 年的年平均收益分别比自1901 年至1906 年的年平均收益增加了6倍和3倍以上[4] 。
贸易经费结算机制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其三角形销路运营的杠杆，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一机制在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商的信件里寻找不到，却能在寄给泰益号的上海大型海产品代理店，特别是在上海鼎记号的信件中发现。
总之，长崎泰益号资料群，包括狭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和广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前者约占长崎泰益号资料总数的90 % ，而仅第一次开箱清点的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就达42000 件之多，是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真正主体。
以商务信件为主体的这一庞大的资料群的1 / 3 ，与上海东洋庄有关。其中所包括的上海东洋庄的商务信件资料，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资料，其内容极为丰富，除了记录着中药材出口商、进口商的名称、地址，中药材品种、数量、单价、货款、托运手段、运费、保险金、税率、税额、经费结算方法外，还记述有贸易过程中的偷税漏税问题，出口商，进口商、中介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商务关系，当时各地社会经济动向乃至政治、军事情势等。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综合，对其中贸易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可以窥探半个世纪前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构成框架、运营机制、贸易状况、擅变趋势。这充分说明了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发现对我国有关学术界的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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